工匠精神

著者：（美）亚力克·福奇

译者序

工匠精神改变世界

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创新创业成为中国年轻一代人口中的热词的今天，“创客”（maker）和“工匠”（tinkerer）也突然火了。在谈论工匠的时候，我们似乎还无法完全理解它的含义。到底什么是工匠？工匠精神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本书或许可以给你一个很好的回答。

迪恩·卡门，美国当代最著名的发明家曾说：“工匠的本质——收集改装可利用的技术来解决问题或创造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创造财富，并不仅仅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更是让这个国家生生不息的源泉。”简单来说，任何人只要有好点子并且去努力实现，他就可以被称为工匠。工匠文化在国外生根发芽是因为他们的文化土壤里就已经有了对创新者的崇拜。西方宗教认为上帝造万物造人是神圣的，因而那些能够创造新鲜事物的人，也像上帝一样神圣。也因为此才会产生黑客精神、开源软件，一直到现在的工匠文化。

本书给我们分享了美国历史上知名的工匠们的故事。书中精彩的案例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是真正的工匠，并揭示了美国的工匠们如何影响了整个国家的产业和社会环境，以及未来他们将扮演怎样的角色。从历史上看，美国的工匠们是一群不拘一格，依靠纯粹的意志和拼搏的劲头，搞出了足以改变世界的发明创新的人。本杰明·富兰克林、伊莱·惠特尼、塞勒斯·麦考密克、萨缪尔·摩尔斯、查尔斯·古德伊尔、托马斯·爱迪生和怀特兄弟都是美国工匠的杰出代表。

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各个方面都快速崛起的同时也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问题，需要各行各业的工匠用创新性的思维和全新的技术和方法来解决这些难题，推动社会的发展。工匠让我们所处的社会真正充满活力和激情，他们是未来的创造者。迅猛增长的经济正在使我们从一个充满实干家的国家转变为一个充满消费者和投机者的国家，这是很危险的信号。工匠精神需要在年轻一代当中普及开来，取得实质性的回归。

我阅读了本书的英文原版后，就希望能够将此书翻译成中文引入国内，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工匠、领悟工匠精神，让实干家得到人们的尊重和鼓励。本书的翻译得到了浙江大学最佳创新团队的协助，并最终由我进行全书的校译和修订，非常感谢王锟（第3、9、10、11章）、郑宗希（第2、6、7、8章）、石宇（第1、4、5章）三位同学认真的工作。作为创新管理学者，我郑重地将此书推荐给广大创业者、高科技行业从业者以及在校学子，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工匠精神，并积极投身实践，创造更大的价值。

陈劲

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

目录

译者序 工匠精神改变世界

引 言 工匠精神永远是一股强大力量

第1章 美国建国之初的工匠精神

富兰克林：美国第一位工匠

华盛顿：既是好总统又是好工匠

麦克唐纳：美国高速公路系统的总设计师

第2章 当代工匠找到了自己的路

迪恩·卡门天生就是工匠

价值3 000万美元的自动输液泵业务

百姓也买得起的便携式透析机

新奇的交通工具赛格威

创立FIRST

第3章 爱迪生的伟大失败，开启了当代工匠精神

爱迪生：成功的工匠和不成功的生意人

最好的接收器和不实用的电话机

商业化完败的留声机

第4章 梅尔沃德的工匠工厂，告别单打独斗时代

微软前CTO的工匠人生

发明，高智公司的唯一产品

是“工匠保镖”，不是“专利流氓”

第5章 金融之殇，误入歧途的工匠精神

工匠从制造业转向金融业

BISTRO，全新的金融衍生品

走错方向的金融工匠

第6章 开放与自由的力量，工匠精神的复兴

多才多艺的格里菲斯

开放、自由的小团队，工匠成长的沃土

工匠可以来自世界任何地方

第7章 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工匠的天堂

PARC，第一台个人电脑的诞生地

墙内开花墙外香

创新总有风险相伴

第8章 三大方法，成就工匠精神

MP3之父勃兰登堡，工匠中的幸运儿

“愤怒的小鸟”，工匠团队的杰作

珍妮·甘的“创新工场”

第9章 一所特别的学校，工匠精神2.0

工匠精神2.0：鼓励孩子做点儿危险的事

吉佛·图利的“工匠学校”

工匠精神，关乎美国的未来

结 语 呼唤工匠精神

引言

工匠精神永远是一股强大力量

智能手机的启示

几年前，一部才使用了两个月的黑莓智能手机遭受了毫无技术含量可言的质量检测：被我重重地坐到了屁股底下。不久之后，当我试图用它收邮件时，才发现它已经坏了。通常会滚动许多新消息的小屏幕中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斑，黑斑周围是一片令人不安的彩色漩涡，看起来就像是专门为信息强迫症患者准备的罗夏墨迹测验（Rorschach Test）[1]。

与其他沉迷于手机的人一样，为了尽快摆脱窘境，我急忙驱车前往邻镇的小型购物中心，那里有离我最近的威瑞森电信（Verizon Wireless）营业厅。

在短暂的等待之后，一个坐在电脑前的销售代表接待了我。询问过具体情况后，他敲了一阵键盘，过了一会儿，又是一阵令人心烦意乱的敲击和等待。

终于，他叹了一口气说：“你需要换一部新的手机。”

“是免费更换吗？”我急忙问道，但心里其实已经有了答案。

“喔！不，”他回答道，“你必须按照零售价格购买。”

“多少钱？”

“450美元。”

“难道这部手机就没办法修好了吗？”

他沮丧地摇了摇头说：“他们不让我们在店里修手机，虽然那是我最喜欢的工作。我现在只能在这里卖手机。”

我可以理解他的沮丧，因为我曾经有一套睿侠牌（RadioShack）工具盒，常常用它拆收音机、录音机，以及其他一切到我手里的电子设备，这些经历丰富了我的修理经验。然而，在过去的25年里，我们可以自己动手修理的家用电器变得越来越少。

回到家后，我拿出坏了的手机。当时，我被它华而不实的外观设计，以及先进的“世界电话”功能吸引。然而现在，它看起来厚重笨拙，那种无须更换手机卡就可以从其他国家拨打电话的特殊功能，也已经成为当今手机具备的基本功能，毫无特殊之处可言。

我在谷歌上输入了这部手机的型号，试着搜索修理配件。很快，我搜索到了YouTube上的一个视频，视频的内容是演示如何在短短几分钟之内拆解并更换黑莓手机的屏幕。视频中还有一个带有明显英国口音的男性旁白，详细地解说了每一个步骤。

我被深深地吸引住了。

继续搜索，我找到了销售手机屏幕的在线零售商，只要花45美元就可以买到手机屏幕和一套修理智能手机的专用工具，包括一把小起子和一件用于撬开手机后盖的塑料工具。这些东西快递到我家后，我很快就用它们把手机拆开了。非常容易地旋下螺丝、轻轻弹出后盖后，我发现手机内部的构件其实非常少。按照YouTube视频中的演示，我小心地卸下损坏的屏幕，然后顺利地安上了新屏幕，最后合上后盖，用小起子旋紧螺丝。

从开始到结束，整个过程仅用了10分钟。手机重新开机后，一切完好，犹如新生。

我的故事本可以在修好手机后结束，但通过自己的尝试，我发现现代机器并没有我之前想象的那么复杂，我开始有底气进行更多的尝试。

事实上，通过网络搜索可以找到许多关于黑莓手机的工匠（tinkerer）。其中一篇题为《如何将黑莓改造为网络摄像头》的文章，演示了把一部黑莓手机改造为摄像头的具体步骤。

在智能手机的工匠现象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案例或许就是乔治·霍茨（George Hotz）了。霍茨成名于2007年，当时他是一个专门研究iPhone的黑客，年仅17岁。

霍茨是美国电信运营商T-Mobile的用户，他想让自己的iPhone使用T-Mobile的合约。但在当时，苹果公司只与运营商AT&T签订了合作协议，iPhone无法使用其他运营商的手机卡。仅凭一把修理眼镜用的螺丝刀，一个吉他拨片和一把电焊枪，霍茨就成功擦除了iPhone的基带处理器和用于决定手机设备运营商的芯片。然后，他在电脑上为自己的手机编写了新的代码，允许手机使用任何运营商的无线网络。就这样，霍茨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解锁iPhone的人，并因此声名鹊起。

2010年1月，霍茨又成功解锁了索尼的PS3视频游戏机，并由此引发了一波大规模的黑客攻击，导致索尼在一个匿名网络黑客团体的猛烈攻击下，被迫暂时关闭了PS3的在线游戏网络。

我并不是要把霍茨的故事当作黑客肆虐的反面教材，而是希望展现当今社会中看似无关痛痒，实则具有巨大潜力的“工匠”行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刚才提到的两个案例中，霍茨认为自己的行为为社会提供了有价值的服务。

作为一名工匠，霍茨的经历令人印象深刻。在高中时，他就发明了一种名为Neuropilot的个人运输设备，使用者只需要通过“意念”就可以驱动这种设备。毕业那年，他凭借自己制作的3D显示器获得了15 000美元的科学奖金。2011年5月，霍茨受索尼的邀请来到索尼美国总部，向那里的工程师们讲解自己破解PS3网络系统的方法。

什么是工匠精神

我们如何区分工匠和黑客呢？工匠在当今社会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他们如何影响了美国的产业和社会？我们是否具备了一个“工匠国度”在全球经济竞争中胜出的条件？本书将揭示美国的工匠们给国家发展带来的影响以及未来他们将扮演的角色。同时，本书也运用多种前沿方法探讨了大家对美国逐渐减弱的工匠精神的担忧。

我相信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蕴含在企业硬规则与个人巧创造之间的微妙联系中，我自己修好手机就是一个完美的例子。随着RIM公司（黑莓手机制造商）的快速衰退，我在第一次购买之后就确信，改造这些智能手机的奇思妙想会在日后层出不穷。

然而，没有人能保证最佳的想法会顺利实现，进入市场则更难——太多的人不愿意打开这些小玩意儿去发现蕴藏其中的神奇。当然，那些大制造商更希望我们直接把旧手机扔掉，用更炫更新的取而代之——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

作为世界经济和文化领导者，美国能够通过许多新兴的渠道使才华横溢的工匠们找到方法，让他们创造的奇怪小玩意儿进入主流商业。本书揭示的就是一些这样的渠道。

我认为，店员无法再修理东西的悲伤和我不用再“只换不修”的成就感，揭示了一种正在我们的文化中滋长的东西：一种传统的回归，这种传统曾被我们快速增长的生产率误杀。对于生活在后工业化时代的人们而言，在机械设备周围闲逛或忙碌几乎是一种成年礼，也是很多人一辈子的出路。这种传统将我们与我们的机器捆绑在一起，再次强调我们眼中的现代文明。探索机械设备的原理会给大人和小孩带来无穷无尽的欢乐，会为那些有钻研劲头的人节省许多修理费用，也会让人产生许多新颖的想法，从而带来令人惊喜的革新。

史蒂夫·乔布斯上高中时与当时已经在上大学的死党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一起发明了一个小装置——“蓝盒子”，这个装置可以通过复制适当的数字音频来免费拨打长途电话。当然，蓝盒子是违法的，但这丝毫没有阻止这对“盗线飞客”把蓝盒子卖给一群大学生和其他喜欢恶作剧的人。蓝盒子激发了他俩对改装、发明小玩意儿的浓厚兴趣，并从此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之后共同创办了苹果公司的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在当时并没有打算当一辈子电话黑客，他们更希望从事长久以来形成的具有美国特色的工匠事业，通过组装身边的小东西为将来更大的创新打基础。乔布斯很幸运，小时候他家隔壁住着一位惠普公司的工程师，这位工程师经常邀请年轻的乔布斯到自己的车库去看改装电子设备。之后，还未成年的乔布斯就成为了惠普公司开发俱乐部的一员。在这里，他接触到惠普最前沿的发明创新。

“工匠”这个词直到最近还带有轻微贬义，指那些漫无目的，缺乏侧重点和动力去创造新东西的人们。对大多数人而言，“工匠行为”听上去像是专门为那些退休或者没有正经工作，闲着没事干的人准备的。很多人就是这样理解工匠的，但至少从传统意义上讲，这个词本身被曲解了。从历史上看，美国的工匠们是一群不拘一格，依靠纯粹的意志和拼搏的劲头，做出了改变世界的发明创新的人，比如：本杰明·富兰克林，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赛勒斯·麦考密克（Cyrus McCormick），萨缪尔·摩尔斯（Samuel Morse），查尔斯·古德伊尔（Charles Goodyear），托马斯·爱迪生和怀特兄弟。

在19世纪后期，工匠被当作过时的产物，但我不这样认为。美国的工匠精神一直都是这个伟大国家发展前行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我所说的工匠在今天究竟指什么呢？工匠有三个基本内涵：

•用我们周围已经存在的事物制造出某种全新的东西；

•工匠们的创造行为在最初没有明确的目的性，就算有也和当时确定好的目的有很大不同，能够激发人们的激情和对它的迷恋；

•它是一种“破坏性行为”，工匠们背对历史开始了一段充满发明创造与光明的全新旅程。

渐渐地，美国工匠不再是这个被贪婪和统一驱使的国家的副产品，这与我们在世界经济中的胜利形成了悖论。美国，具备了实现资本主义的高水平方法，创造了现代企业和令人赞叹的产品。我们的生产过程的确变得越来越合理，越来越有效率，可以制造出比过去更加便宜的新东西。但随着这些优秀的公司越来越大，越来越有效率，它们共同控制了许多工匠的产品的销售渠道，并威胁要扼杀这些曾经促进它们自身成长进步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尽管如此，美国工匠还是胜利了，因为繁荣的经济在使许多美国人变得肥胖和幸福的同时，也给了他们充分的闲暇时间来追求那些看似不重要的事。

工匠有哪些特征？他们十分聪明和专注，但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他们有可能是某个大企业或机构的员工，但比起工作，他们更愿意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他们周围到处是精于某方面的专家，而他们自己则是样样都行的通才。他们有可能是发明家，但也可能不是，因为发明家是为了明确目标而工作的，比如发明一辆可以匹敌燃油汽车续航能力的电动汽车。他们也有可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对捣鼓杂七杂八的玩意儿有着强烈兴趣的工程师。工匠们注重的是那些平时在我们身边容易被忽略的“小玩意儿”，利用已有的产品和技术对它们进行再创造，像乔治·霍茨那样，工匠们解决了许多人们甚至不知道需要解决的问题。

也就是说，任何人只要有好点子并且有时间去努力实现，就可以被称为工匠。

工匠们可能不会有十分清晰的目标，但正因如此，他们对这份工作充满了向往和热情。工匠们是不求甚解的（但这是褒义的），他们是一群不屈不挠的乐天派，会将自己的乐观精神投入具体事物之中。

其实，捣鼓黑莓手机内部的配件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难。尽管一步步跟着网上的视频教程修东西和我们自己钻研、拆解不太一样，但这种敢于尝试的想法和不被强大势力威慑的勇气是美国精神的本质（在这个案例中，手机制造商劝用户不要拆开他们的产品，并以会丧失保修权相要挟）。当然，并不是说其他文化中没有这些元素，但美国人的荒诞乐观和张扬疯狂为这些元素提供了发展壮大的乐土。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不上不下，含糊不清，闲散游荡，修修补补反倒能够令人尊敬，并且能够在恰当的时机帮助恰当的人来解决恰当的难题。

工匠精神的衰落

曾几何时，美国也是一个工匠的国度，很多帮助国家解决了重要问题的专业和业余发明家都来自那个时期。而现在，发动机的发明让我们进入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时期，迅猛增长的经济使我们从一个充满实干家的国家转变为一个充满消费者的国家，美国人正在丢掉神圣的工匠传统，这是很危险的。尽管经济的发展给了我们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去做工匠，但它也磨灭了我们创造的动力。

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National Science Board）2010年5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美国在研发领域的投资从1980年到现在几乎没有变化，只增长了2.7%。在联邦政府逐年削减预算的同时，日本、韩国等国家却在不断增加科研经费。

更让人惊讶的是，在如今这个科技时代，只有1/3主修科学工程的美国大学生能够顺利拿到学位。训练有素的工程师少了，专业的工匠少了，对现代小玩意儿的兴趣也减少了。相比之下，日本有63%的科学工程类大学生能够顺利毕业，中国的比例是53%。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拥有最高的工程科学大学生毕业率，在所有国家中排名榜首，而如今却在24个国家的排名中几乎垫底。曾经带来无限想象力和实干精神的经济发展陷入了误入歧途的危险。

2009年，外国人注册的美国专利数第一次超过了美国本土的发明家，占所有新专利数的50.7%。可就在2001年，美国本土发明家注册的专利数刚刚达到顶峰。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显而易见：美国每年科学工程类的大学毕业生越来越少，而印度和中国等国家的毕业生却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为了降低成本把研发部门转移到国外。比如近20年来获全美发明专利最多的IBM，现在它越来越多的发明创造是在印度的实验室里完成的。尽管IBM拥有遍布全世界的工程师们新发明的所有权，但美国专利商标局（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仍然把相关专利认定为“非本土发明”。

有关发明创新的税收政策也不尽如人意。美国曾经是全世界对科研项目免税额度最高的国家，而现在却排在第17位。我们依靠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而其他国家直接通过减税来刺激创新。

一位工匠认为这些变化会激发一些原始的东西。迪恩·卡门（Dean Kamen）是美国当代最著名的发明家，我曾与他探讨过撰写本书的目的。他告诉我：“尽管工匠传统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工匠的本质——收集改装可利用的技术来解决问题或创造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创造财富，并不仅仅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更是让这个国家生生不息的源泉。”卡门补充道：“我想我们可以讨论民主和资本主义的缺点，但事实是过去的200年全世界都对我们羡慕不已，因为我们创造了真正的财富。”

尽管大多数人不会立刻将财富创造和工匠联系起来，但两者可能有着重要联系。“真正的财富不是零和游戏，比如把石油运到这里或是把黄金运到那里，”卡门说道，“到处都是财富，每时每刻都有新出生的婴儿，如果你没有创造新的财富，你就拉低了世界63亿人口的平均水平。”

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Romer）在1999年接受采访时说道：“我们完全有可能像想象中那样永远保持增长。”对于“增长”，罗默指的当然是价值的增长而不是人口数量或是东西数量的增长。“创造价值的方式是获取一定量的东西，将它从不值钱的形态转变成值钱的形态。”2001年，罗默在另一个采访中解释了他这样说的“原因”，他举了一个将沙滩上的沙子变成半导体的例子。

我们的社会建立在事物不断转换形态而我们努力发现新的有价值的组合这一过程中。过去60多年来，美国一直是技术创新的温床。这个时代就要终结了吗？创新要舍弃美国去其他地方了吗？我们到底应该如何重新发扬工匠精神？

幸运的是，工匠的新苗头到处都有。比如在全美十分流行、遍地开花的工匠学校里，孩子们能够用学校发的工具随意实现自己疯狂的想法。还有堪称当代版手工艺品展览的制造者展览会，展览的重点是机器人技术而不是绳结技艺。在经济方面，有许多新兴的融资平台和公司为刚起步的项目注入资金，比如Kickstarter，Y Combinator[2] 和TechStars。通过它们，工匠们可以在项目进行的过程中得到报酬和融资。

在后文中，我将通过以往的例子和现今我对工匠们的采访，发掘这些趋势和其他有价值的东西。

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托克维尔在1835年写道：“美国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它比其他任何国家更加开明，而在于它自我修正错误的能力。” 事实上，面对极端困境时的乐观和勇气是美国人长久以来一直引以为傲的品质。其他国家在美国人已经停止对外宣扬这些品质的时候才开始尝试着培养这些品质。也就是从那时起，只要有人将其所付出的努力公之于众，人们就不再关心问题是如何被解决的。于是，所谓的专家们便宣称做了他们力所能及的所有努力——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的。

让我们来说说2010年4月发生在“深海地平线”海上石油钻井平台的井喷事故。事故导致11名工人死亡，破裂的油井喷出的约227 124升原油进入了墨西哥湾。事故发生后，每四天泄漏的原油量就与“埃克森·瓦尔迪兹”号油轮泄漏事故泄漏的原油量相当。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几个月。

许多解决方案意在终止这场最初规模相对较小的事故。工作人员使用水下遥控机器人，尝试激活重达450吨的防喷器——井口阀门如果感应到压力的突然变化就会自动切断其1 500米以下的泄漏点。但是这一方案失败了。

接着，工作人员尝试让石油在水面上进行集中燃烧。4月28日，工作人员开始对原油进行原位燃烧操作，用152米长的水栅将泄漏的原油集中转移到一个单独的海域。工作人员甚至在海面上放置了吸油管以试图回收石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泄露仍在继续。终于，在7月下旬，油井被水泥封上了。在英国石油公司成功将油井封住之前，它的漏油量已经高达490万桶——也就是说有7.5亿升石油流入了路易斯安那州海岸脆弱的生态系统。

很显然，那些所谓“专家”的工程师和美国政府雇员对此无能为力，这次漏油事故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人为灾害。在控油装置罩住水下漏油点后的几天内，奥巴马总统宣布2/3泄漏的原油已经蒸发或被清除了。

即使是最轻信他人的石油行业专家也难以相信灾难的影响能够这么容易就被消除。抛开现实不谈，美国墨西哥湾漏油事件证明了美国智慧的失败。在美国的修正范式中，一个才华横溢的个体应该出现并迅速找到一个某种程度上完美的解决方案——但这并没有发生。这次事件归根结底是没有能够及时封闭漏油点。与更加开明客观地应对这一状况不同的是，美国尽其所能掩盖问题，并声称这甚至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2010年8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纽约时报》的专栏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正步入黑暗》（America Goes Dark）的文章。他描述了“一个曾经以其颇具远见的运输投资（伊利运河洲际高速公路系统）而带给世界惊喜的国家”（即美国）现在是如何拆除其基础设施的。克鲁格曼写道：“地方政府正在拆除它们已无力继续维护的道路，曾经的马路变为了砾石。”

在克鲁格曼看来，美国政府并没有将资金投入刺激国家经济增长所需的工具上。风行30多年的反政府论调使许多美国人相信，花纳税人的钱就是浪费。但美国政府通过投资建设公共交通和公共教育体系使美国成为了一个经济创新强国。

THE TINKERERS

工匠精神新思维

美国政府和人民通过对创新的投资和对工匠精神的实践实现了国家发展。成熟、先进的基础设施是美国工匠精神的完美体现。

工匠精神的未来

在本书中我将阐述工匠精神对现代社会的持续重要性，以及未来工匠精神在美国社会中扮演的角色。这本书不是可怜的白领对体力劳动者的美德进行赞扬。

工匠文化曾经在美国的主流社会之外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些工匠们（甚至包括本·富兰克林和托马斯·爱迪生）有时会因为创造了新事物而被质疑与取笑。

事实上，这种情况如今依然如此。工匠被认为是具有破坏性的，因为他们挑战了现状。对于一个个体（或一小群人）而言，违背传统智慧并因此大大增加个人或研究失败的风险，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即使是对那些本能地拥有美国乐观精神的人而言也是如此。

THE TINKERERS

工匠精神新思维

美国社会中的工匠精神并没有让我们失去与所做工作的物理联系，反而让我们坚信自己可以解决任何问题或实现任何自我设定的目标，正是这一理念解释了什么是成就。

在今天的商业社会中，工匠们大多出现在工程行业，部分原因是工程师能够获得最好的“玩具”。虽然工程师在传统上被认为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但他们的地位却因为现代美国社会对商业领袖和企业家的推崇而被削弱。1975年，计算机科学家弗雷德里克·布鲁克斯（Frederick Brooks）在他的《人月神话》（The Mythical Man Month and Other Essays on Software Engineering）一书中说，高级企业经理经常被认为“太有价值”以至于他们没有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解决技术问题这项工作中，背离了创新的初衷。他讲述了一些实验室（如贝尔实验室）是如何通过取消头衔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所有员工，不管是管理人员还是技术人员，被统称为“技术团队的成员”，以此基本消除“特定职位是用来考虑如何执行工作的”的价值观。IBM采用了管理和技术这两个大致平衡的阶梯结构来解决这一问题。布鲁克斯认为，管理团队和技术团队应该具有可互换性，并以此加深技术团队对管理团队的理解程度。

布鲁克斯的言外之意是，任何人都能掌握发展所需的工程技术创新，而管理者只需要被教育如何创造未来。这个观念与历史教导我们的关于创新的观念是对立的。

管理者、技术人员或者工程师有不同的价值体系，并且他们的工作绩效被不同的原因驱动。坦率地说，管理者们渴望秩序和可衡量的生产力，工程师们需要非结构化的时间和欢迎成功并同样允许失败的工作环境。当企业将这些需求差异模糊化后，他们只能为工匠提供贡献决定一切的企业环境。

美国公司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也在逐渐僵化。尽管互联网时代有许多公司也打着创新的旗号，但对于工匠这种“自由思想的炼金术士”而言，执行和实现他们的创意仍然是非常困难的。谷歌早期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创新的引擎，试图通过建立“20%时间”为工匠们解除束缚。在这项独特的制度下，谷歌的工程师们工作时间的20%可以用来完成与其自身职位无关的项目。这一制度的基本想法是，有时工匠在他们的专业领域之外会获得一些令人惊讶的创新成果。但很显然，即使是谷歌也有其局限性：2011年7月，谷歌实验室被关闭，这原本是一个向公众开放的平台，允许用户评论谷歌的工程师们通过“20%时间”制度完成的最新项目。

如今的美国公司（特别是那些大型上市公司）很难解决培养工匠精神所需的资源超龄化问题。尽管管理者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投资者们对其却知之甚少。

2005年，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家塞缪尔·巴卡拉克（Samuel Bacharach）撰写的管理指南很好地描述了当今美国社会是如何看待工匠的：“工匠的目标往往是渐进地改善组织现状，但他们实现的改变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组织。工匠们关注的是运营模式和具体规则的改变并倾向于对风险进行规避。”巴卡拉克将工匠方式与他所称的“全面改革方式”进行了对比，后者是被大思想家们青睐的关注 “更广泛的目标”的改革方式。巴卡拉克对工匠们的评述强化了他们“漫无目的的疯子”的形象。

这种对工匠的误读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本书对工匠进行介绍和对当代工匠精神进行解读的必要性。我将在书中挖掘和探讨当代工匠的工作和心态。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认为自己是当代的富兰克林和爱迪生，而其他人则并不认为自己如此伟大。事实上，尽管这些低调的工匠们普遍认为他们的工作是非凡的，他们也只是在用他们所知道的最好的方式来完成工作。

我还在书中对比分析了表层工匠与深层工匠。在那些担忧未来美国社会创新能力的人中，一个常见的抱怨是如今的年轻人没有动力像曾经的工匠一样锐意创新了。在我看来，现在许多著名的美国工匠对超出他们好奇心的任何刺激都不做出回应，而真正的工匠只会被事情本身的趣味激发，并不受奖励的驱使。我将会在本书中讲述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工匠学校的创始人吉佛·图利（Gever Tulley）的故事，他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才创建了实验教育项目。因此，一些工匠露出“纯粹的野心家”的本性，而一些工匠则非常低调，甚至在艰苦的环境中进行工作。表层工匠们通常大肆宣扬他们的方法、工作过程，以及他们创造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产品，而深层工匠们不在乎传播媒介，更专注于通过思想创新改变我们对于事物的思考方式。

本书还分析了人工创新的相对价值和数字（或虚拟创新）。最近的美国历史充斥着各种对财务报表和云计算进行创新的例子。事实上，这些新时代的创新已经超越了过去的传统创新对经济的影响。

这些改变并不像一些人宣称的那样令人担忧。关于“我们不再生产任何东西”的谣言，似乎被戴上了象征真理的戒指，因为很多制造业确实已经迁移到那些最低生活工资比美国低得多的国家。但事实上，更多的制造业仍然留在美国大地。据联合国统计，仅2009年美国就生产了约1.7万亿美元的商品，比中国还要多40%。那么，为什么仍然会有关于美国正在失去制造业优势的担忧呢？

问题的答案很简单，但解决方法很复杂。美国制造业能够持续占据主导地位是因为美国公司已经找到了用更少的工人生产同样产品的方法。在过去的30年里，创新使生产力急剧膨胀。自1979年制造业就业人数达到顶峰的1 960万人以来，美国工厂已经解雇了约800万工人。与此同时，美国制造商放弃了利润率较低的行业（比如制鞋业、电子消费产品和玩具制造业），让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等新兴经济体涉足这些领域以获取利润。

现在美国的制造业主要集中在生产价格昂贵的产品和专业产品上（如电脑芯片产业、飞机制造业、医疗设备和工业设备制造业），这些行业需要技能熟练的工人。美国的本土公司同样制造了很多需要快速进行周转的产品，比如高科技工业车床的专业零件。得益于便利的道路网、可靠的电网和稳定的清洁水供应，美国生产的产品品质是世界一流的。

当然，所有这些卓越的生产力对于2011年1 400万美国失业人口而言，不具有任何安慰作用，但美国在全球经济中所处的位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只要美国能继续供应受过教育且训练有素的工人，全球对美国产品的需求就将持续。正如美国从19世纪时的农业经济体转变为20世纪的工业经济体那样，21世纪美国将以同样的方式再次转型为高科技经济体。对很多人来说，这将是一个痛苦的转变，但从长远来看，这是最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增长、维持低失业率的方法。

我们并不是呼吁每个人都进行创新，但对创新环境的保护是能够使我们的国家回到正轨的为数不多的经时间检验的可行方法之一。除了确信未来一定会与今天有所不同之外，我们对未来一无所知。工匠们也以他们看似随意的方式确认了这点：他们不能告诉你什么是进步，但当他们所见之时就会领悟。

创新是一种心态，是一个探索发现的模式。一直以来，美国人解决世界范围内的问题的动机多样而生动。正如我将在书中详细谈论的那样，我们讨论的是一场国家范围内的民族自信心的危机而非系统性的失败。

[1] 罗夏墨迹测验是通过向被试呈现标准化的由墨渍偶然形成的模样刺激图版，让被试自由地观察并说出由此所联想到的东西，然后将这些反应加以分析，进而对被试人格特征进行诊断的测试。

[2] Y Combinator是硅谷顶级创业孵化器，简称YC创业营，了解有关YC创业营的更多故事，可参考由湛庐文化策划，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YC创业营》。——编者注

本杰明·富兰克林通常被认为是美国的第一位工匠，同样的称号也能够“套”在乔治·华盛顿身上。通过了解他们在政治之外的活动，我们就能够定义美利坚合众国建立早期“工匠”这个角色的内涵，更好地理解工匠精神在那个时代的体现。

事实上，很多美国开国元勋都是各个领域的工匠。托马斯·杰弗逊发明了坡地犁、旋转椅和通心粉机。詹姆斯·麦迪逊发明了一个观察地面上生物的内置显微镜手杖（不幸的是，它对于除这位1.50米出头的第五任总统之外的大多数人来说都太短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当代金融工匠的鼻祖，他建立了联邦公共信用体系和美国造币局。

我们很难说清为什么这么多的政治人物都是工匠，但一些原因是很明显的：他们都是博学、充满好奇心的人，生活在一个并不便利的时代，电灯和能够打发大量时间的电视还没有被发明出来。也许，当时的工匠精神也是一种训练甚至放松思维的方式。

此外，追逐可能性的精神仍在。这些人在一个想法的驱动下建立了一个国家，相比之下，从无到有地创造事物或建立制度并不会显得不切实际。

富兰克林：美国第一位工匠

几个世纪过去了，富兰克林仍然被认为是美国工匠的典型——可能这只是因为他的发明数量十分可观。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会在课本中读到，富兰克林是避雷针、富兰克林式壁炉、远视近视两用眼镜、里程表、玻璃口琴以及一个奇怪的音乐装置的发明者——他在英格兰见到有人用玻璃酒杯演奏乐曲，于是就利用一组玻璃碗设计出了这款装置。

他在电力领域的实验成为了工业时代的支点。富兰克林在传统和现代领域中都充满着工匠精神：他从未接受过正规的教育，是个沉浸在实验中的业余爱好者，并且能够洞察这些活动中的精妙之处。他热爱探索，对好奇心的满足大大超越了他对这些发明的实用性需求，而在商业领域，他也非常得心应手。

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曾写道，富兰克林“既没有接受过学术训练，也不具备一个伟大的理论家所需的扎实的数学基础，他对于自己口中的‘科学娱乐’的追求，让一些人并没有把他视为一个纯粹的工匠” 。作为那个年代最著名的科学家，他独自完成了电力实验，但富兰克林确实不只是一名工匠。他还是艾萨克森所述的“上层精英”中的一员，是一个聪慧的上流社会分子，在信息爆炸的现代社会，这类人更倾向于待在家中。他绝对不是工程师：他并不是以目标为导向的，更没有接受过先进的学校教育——这些都是对专业人士的传统定义。但是，他开放的思维和对于自我提升的乐观心态，给这个年轻的国家带来了更好的东西：一种基于个人的兴趣来重建世界的方式。

华盛顿：既是好总统又是好工匠

乔治·华盛顿拥有的则是和富兰克林完全不同的声望，他从不同的角度审视自己。华盛顿是一位领导者和战争英雄——全身充满力量的，高大、威武的男人，他拥有典型的A型人格，不会自我反省，也没有与目标无关的爱好。

然而，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位美国第一任总统，就会发现他也是一个工匠，和富兰克林一样充满激情和创造力。无论是在被选为总统之前还是在就任总统之后，华盛顿都只把自己当作一名农夫。但他不是一名普通的农夫，而是一名最聪明、最有创新性的农夫。“他是美国最先开展农场实验的农业工作者之一，”作家、教育家保罗·利兰·霍沃思（Paul Leland Haworth）写道，“他永远在留意更好的方法，为了发现最好的肥料、最好的避免作物病虫害的方式、最好的培育方法，他愿意其所有，他曾说过，他不愿意沿着父辈们走出的道路前进。”

这位足智多谋的将军是如何发现更好的方法的呢？在18世纪初期，整个美国都没有农业协会和农业报纸，他给英国的专家写信寻求建议，但是专家们对美国的环境和土壤情况并不熟悉。在这种情况下，华盛顿不得不依靠自己的科学实验来优化耕作方法。1760年，他在弗农山庄（Mount Vernon）种植了各种农作物，包括苜蓿、黑麦、斯佩尔特小麦、三叶草和梯牧草，在那之前，这个地方在弗吉尼亚的农业圈中并不知名。他用各种肥料做实验，试过牛粪、羊粪、泥灰和黑曲霉。在非常仔细地尝试不同的配比组合并追踪结果后，他发现羊粪和黑曲霉的效果最好。他认为当地的犁操作起来麻烦，于是在1760年发明了一种非常有效的新犁。

我们都知道华盛顿是一位拥有众多公共成就的人，但很少有人知道他一生都在追求农业上的创新。

华盛顿对工程也充满了热情，尽管在美国成立之初几乎没有人受过设计和建造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训练，但是他希望能够改善美国的基础设施。他就任总统后，敦促弗吉尼亚州的管理者本杰明·哈里森（Benjamin Harrison）建立一家公司，负责修建交通路线连接弗吉尼亚的东海岸和俄亥俄州的内陆地区。

由于自身的地位和影响力，1797年，华盛顿在他的第二个美国总统任期结束后成为1785年新成立的波多马克公司（Potomac）的总裁，负责修缮水上商业路线波多马克河（Potomac River）。公司的章程明确提出要建造一条贯穿波多马克河并且全年深度能够维持在33厘米以上的航道。在之后的近40年里，无论是从军队的角度还是经济刺激的角度，波多马克河都被认为是一条很有价值的通向西部的交通线路。

波多马克河是一条通往国家内陆的通道，华盛顿本人对这项事业充满了热情，这不仅因为他是西部土地的所有者，也因为他认为这将是这个年轻的国家生存和繁荣的关键机会。但是，他从未接受过能够让他的激情变成现实的正规教育。

华盛顿想雇用本土的土木工程师来负责规划、设计和建设波多马克运河，但却无法找到胜任这项工作的人。在美国，没有人知道如何建造一条运河。虽然英国和法国有工程师，但是把他们接来美国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波多马克公司会不定期地聘用在美国的英国工程师当顾问，但是波多马克河和大多数欧洲河道非常不同，因此顾问能够提供的帮助也很有限。大多数的欧洲运河由人工水下阶梯或水平的沟渠构成，通过将水引到水闸或水库中来控制水位的高低。运河沿岸的道路可以让人们安全有效地沿着水路拖曳船只。运河的长度相对较短，地势也较为平坦。相反，波多马克河是一条山区的河流，河宽近320千米，两岸非常崎岖，垂直落差巨大，还时常发生非常严重的洪水。

华盛顿和他的董事会最终做出了决定，他们雇用了对建造运河一窍不通的古怪的旅馆老板詹姆斯·拉姆齐（James Rumsey）作为公司的首席技术顾问，启动了这个有远见的项目。华盛顿先前居住弗吉尼亚的巴斯时，拉姆齐的自由旗帜旅馆就在他家附近。他曾雇用拉姆齐建造了谷仓和马厩。当时，拉姆齐向华盛顿展示了一个他发明的通过明轮控制一系列的杆子实现逆流而上的机械船模型。华盛顿认为他发明的机械船非常适合在这条运河中使用。

华盛顿建造运河的方法纯粹是即兴的。此前，几乎没有美国人见过运河中的水闸。他知道他需要在大瀑布城（Great Falls）造一座水闸，因为水流在这里开始加速。他也知道自己最终还是需要到欧洲寻找工程师来设计这个水闸。尽管如此，他下定决心要建造一条最好的运河。他让拉姆齐负责清理河道底部的岩石。但是，拉姆齐发现实际尺寸的机械船无法像模型那样工作。于是，他试着在设计中加入一个蒸汽船舶推进器，但这会大幅度提高成本，可行性不大。

华盛顿和他的董事会做出的最重要的工程决策，就是选择使用原始的闸门系统将水引入河道。因为工程延期和资金的问题，大瀑布城的这项工程用了十多年才完工，其间他们雇用了非常多的顾问，包括一名受雇于宾夕法尼亚州斯古吉尔河和萨斯奎汉纳运河公司（Schuylkill and Susquehanna Canal Company）的英国工程师。直到华盛顿去世后的1802年，运河的大瀑布城段才完工，之后小瀑布镇（Little Falls）、佩恩瀑布（Payne’s Falls）、斯特伯瓦尔瀑布（Stubbeville Falls）段也接连完工。

在高水位的季节，运河的运输变得非常繁忙。不幸的是，只有秋季的十多天和春季的35天运河处于高水位。两位美国出生的工程师托马斯·穆尔（Thomas Moore）和艾萨克·布里格斯（Isaac Briggs）后来证明，使用原始的闸门系统的决定是错误甚至是事与愿违的。这种闸门系统难以调节水位，使运河变得更加危险和难以操控。清理淤泥和岩石变成了一项旷日持久的艰巨任务。

更糟糕的是，这种闸门经常需要进行大规模维修，浪费了大量的水，这在旱季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大瀑布城的木制闸门很容易腐烂，仅1818年的夏季就有两座木闸门损坏，建造者们不得不用石质闸门进行替代。到1825年，大部分的闸门已经破损到无法维修的程度。波多马克运河于1828年停止运营，波多马克公司的资产和负债都转移到新成立的切萨皮克和俄亥俄州运河公司（Chesapeake and Ohio Canal Company）。切萨皮克和俄亥俄运河又被称为“大运河”，它和波多马克河并行，连接了切萨皮克市和俄亥俄河，从马里兰州的坎伯兰郡（Cumberland）一直到华盛顿特区。它从1831年一直运营到1924年，尽管在1850年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Baltimore and Ohio Railroad）通到坎伯兰郡时，它就基本被弃用了。

本杰明·赖特（Benjamin Wright），美国土木工程之父，领衔切萨皮克和俄亥俄运河的规划和设计。在之前的伊利运河项目中，赖特偶然发现了一种与波多马克运河完全不同的运河建造方式。它从详细的计划和精确的仪器，到将关键项目划分为独立的合同并由大批工程师监理的方式都与美国之前的项目不同。在波多马克运河开工到弃用的这段时间里，美国出现了土木工程师。

人们并不认为乔治·华盛顿是一名工匠的原因多种多样，其中最重要的也许是与本杰明·富兰克林不同，他是一名失败的工匠。尽管他花费了巨大的心血来追逐自己逻辑推理中最狂野的幻想，他的这项创造性设计并未在他生前完工。而它在完工之后，又逐渐被弃用，落寞地逝去。尽管如此，华盛顿还有其他一些值得称道的成就。

THE TINKERERS

工匠精神新思维

工匠并不只是那些拥有伟大成就的人。首先，工匠行为通常是极度私人和孤独的努力，并不惠及大众。其次，工匠行为的成果常常无法在短期内显现出来，可能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人们才能完全意识到它的社会影响力。再次，相比于创造一些新的虚拟物品，美国人本能地更热衷于实物的创造。

从某种层面上也说得通——美国是一个务实的民族，但有时候这也会导致我们无法发掘出很多并不是那么明显的成就。

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这种现状。

那些有工匠精神的人在他们知名的发明领域之外，也往往拥有很大的影响力。本·富兰克林作为一名工匠的伟大成就，并不是人们提起他时最先想到的避雷针，而是在1775年建立了美国邮政局。作为18世纪30年代《宾夕法尼亚公报》《Pennsylvania Gazette》的发行商，他们和竞争者《美利坚信使周报》《American Weekly Mercury》的发行商安德鲁·布拉德福德（Andrew Brad ford）产生了公开冲突。不幸的是，布拉德福德当时担任费城邮政局局长，他利用职务之便阻碍富兰克林的报纸的公开发行。尽管富兰克林向殖民地邮政局长亚历山大·斯波茨伍德（Alexander Spotswood）上校举报了布拉德福德，但他仍然不得不通过贿赂邮递员来发行他的报纸。

1737年，他从布拉德福德手中夺来了费城邮政局局长的职位，布拉德福德因为账目不清而被免职。和布拉德福德不同，富兰克林以他为竞争对手递送报纸而骄傲；作为费城的邮政局长，他同时递送布拉德福德的《美利坚信使周报》（直到布拉德福德无法偿还自己就任邮政局长期间积累的债务而停刊）和自己的报纸。

1753年，富兰克林成为地区领导人，与弗吉尼亚州的威廉·亨特（William Hunter）共事。富兰克林在利用这个机会优化他的出版物组合，并把一些好工作提供给他的亲戚的同时，利用职权让整个邮政系统变得更加高效——第一封送到家的邮件，查无此人信件办公室，巡视邮局以提升服务都是他的创新。在一年的时间里，他将从费城邮寄信件到纽约的时间缩短到了一天。

我想在这里强调一下，真正的工匠精神是一种思维状态，而不是指向未来的一些兴趣或技能的集合。富兰克林建立的邮政局有官僚元素的存在，这可能会掩盖它的成就。创业精神也不是在一夜之间产生的，它需要对已经存在的美国社会的元素重新思考，并建立起全新的系统。

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不久前，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人的性格特质在这些颠覆性的事件中一次又一次被重新定义。这个国家缓慢而不可阻挡地从农业社会变成工业巨头，这并不是简单地因为惯性，而是工匠们脑海中的以及正在进行中的一系列想法和创意推动的结果。工匠们通过不同角度的思考看到了可能性，解决了那些这个国家自己都未曾意识到的问题。这就是国家进步和成长的方式。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初的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需要解决的大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电气、内燃机、化学和热力学的出现要求这个时代的工匠不仅要对这些新技术有一时的兴趣，还要做出更大的努力以解决人们面临的问题。

许多美国人的观念显得过于自大，但实际上这个年轻的国家的成就是命运的安排。在原始技术年代，大量移民涌入美国，人们可以从零开始改变在自己的国家中不喜欢的事物，并以此为生。

但是，在19世纪末期，大多数的创新都是基于科学而不是机械的——轧棉机和胶卷的发明就是很好的例子，这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并不是每个普通人都能够想到发明电话或汽车，这需要大量的物理和化学知识。随着创新的不断发展，这个最民主的国家建立起了阻止杂工进入富有名望和财富的顶层社会的壁垒，尽管这不是国家自身的错误，只是自由文明的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副产品。这是一片没有社会阶级和权利继承的土地，也是一个没有精英管理的社会，但是似乎你听说的每一个人都比你聪明或更有能力。

你也许希望这个铁一样的事实能够让国家中那些喜欢八卦却头脑空空的人冷静下来反思。归根结底，既然你知道肯定有人比你更强，为什么还要不断地尝试做一些新的东西呢？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天生的优势，仅仅是因为创意的自由市场的落后和原始是你无法想象的。

事实上，这些不寻常的环境却有着完全相反的效果。19世纪的最后25年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速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机械化、工厂建设、高速公路网络和通信网络都大规模铺开，生产力得到了飞速增长，个人财富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尤其是在美国。

这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巨大，19世纪被称为“美国的世纪”。大多数产生于19世纪后半叶的美国的创新构成了我们的现代生活。这种巨大的变化延续了一两代人的时间，美国逐渐成为了世界的主导经济力量。

与此同时，美国也开始展现其强大的金融实力，技术创新的影响似乎有所减弱。1876—1900年，工匠们发明了电话、冰箱、电灯泡、交流电、汽车、阿司匹林和流水生产线。而在托马斯·爱迪生之后，美国科学工匠的成果有所减少。1900—1925年，出现了空调、烤箱、冰激凌机和交通信号灯。除了飞机，20世纪早期的工匠成果相对较少。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个人的观点是，工匠们都转入“地下工作”状态了——在这个工业化的世界，他们将精力更多地放在一些表面上无法轻易识别的项目中。工匠们开始创造系统和组织，而不再是单纯地创造具体的设备或机器。

麦克唐纳：美国高速公路系统的总设计师

随着技术变得越来越复杂，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尽管汽车是一项重大的发明，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汽车也带来了大量的问题：交通压力的上升和跨国运输的低效。因此，当时一个工匠想到了建造高速公路的方式，重塑了美国的商业。但你可能从未听说过他的名字。

托马斯·哈里斯·麦克唐纳（Thomas Harris MacDonald）1891年出生于科罗拉多州的莱德威尔，在艾奥瓦州首府得梅因市以东90千米的蒙特苏马长大，他深知缺少沥青公路对于一个充满活力的农业社区的限制。富饶的土壤能够带来丰收，但也会让蒙特苏马整整四个月都陷在烂泥之中。“烂泥又厚又粘，”麦克唐纳的女儿后来回忆：“一下雨，你就无法动弹，马车、脚都会陷在泥里，你只能待在家里直到路面变干。这会持续两三周甚至一个月。”

麦克唐纳小时候在父亲的木材和粮食商店工作，一下雨他们的生意就要暂停。长大后他进入了埃姆斯（Ames）的艾奥瓦州立农业和机械艺术学院（Iowa State College of Agriculture and Mechanic Arts）学习。这是19世纪后期在《莫里尔法案》《Morrill Act》颁布后，政府建立的众多工程学院之一。麦克唐纳对解决由自然因素造成的问题非常着迷，他决定做一名土木工程师。

在艾奥瓦州，麦克唐纳受学院院长安森·马斯顿（Anson Marston）的影响很大，他是一位“造好的道路”运动的支持者。这项运动的目的是保护骑自行车人的权利，它的领导者是卖出美国第一辆“安全自行车”的内战老兵艾伯特·奥古斯都·波普（Albert Augustus Pope）上校。

高速公路的出现让自行车更加流行。美国人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来改进高速公路系统，最终让美国成为经济和军事大国。

了解到他的成长经历，马斯顿鼓励麦克唐纳以艾奥瓦州农村对于高速公路的需求为主题写毕业论文。在麦克唐纳毕业后不久，1904年艾奥瓦州议会为艾奥瓦州立学院（Iowa State College）拨款3 500美元成立一个委员会，研究艾奥瓦州的高速公路及其对农民的帮助。马斯顿任命麦克唐纳为这个委员会的首席工程师，工资1 000美元。在汽车时代到来之时，麦克唐纳是第一个高速公路的布道者。在改善艾奥瓦道路状况的工作中，他发现建筑行业的欺诈现象非常猖獗，会影响到州内桥梁和隧道的安全——很多工程很快就出了问题，不得不找这些声名狼藉的建筑公司重建。年轻的麦克唐纳是优质施工实践的领导者。

麦克唐纳是一个偏爱单排扣深色西装配背心和领带的忧郁男人，尽管他注重隐私，没有刻意打造自己的公众形象，他的身上还是透露出一种威严。矮小但健壮的麦克唐纳成为20世纪美国最具权力和影响力的人—— 一个拥有工匠精神的工程师，用他的策略重建了这个国家的道路。

1919年，农业部长任命麦克唐纳为华盛顿特区联邦公共道路局局长。他在接下来50年里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这个职位。要做好一件事，对的时间、对的位置和对的技能都非常重要。1916年7月，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签署了《联邦公路资助法案》《Federal Aid Road Act》，向联邦公共道路局拨款7 500万美元。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物资和劳动力短缺阻碍了这项进程。工程师们被调派到欧洲支援战争，中西部和东部海岸持续不断的军事运输让原本就状况不佳的道路更加破烂不堪。

在麦克唐纳到达华盛顿三年后，公共道路局开始负责一些常规的工作。

首先，他们只使用了政府7 500万美元拨款中的50万美元，建造了20千米的高速公路。联邦政府的监管最初被认为会带来很大的帮助，最后被证明是其失败的根源。联邦法规和傲慢的联邦工程师拖延了整体建设进度。

其次，尽管有联邦政府的授命，但州政府没有明确表明一个州新建的高速公路需要和其他州的道路相连。高速公路的延伸计划在很多不发达的区域常常被搁置。国会议员逐渐达成了一致意见：取消公共道路管理局，成立国家高速公路委员会。他们认为，整个国家要建设三到四条横跨全国的高速公路，各地道路规划需要与这个目标结合起来。

但麦克唐纳对这个想法毫无兴趣。他是一个保守的人，但他本质上是一个工匠，他试图利用自己在艾奥瓦州15年的经验来解决这个决定着美国未来的问题，但这在当时很难被别人理解。在高速公路建设上，他需要了解两样东西：专业技术和合作。

根据联邦政府的构思，州政府加强了与联邦政府的合作。麦克唐纳开始采用革命性的方法建造现代公路。尽管这是一种政治行为，但作为一名建筑道路的土木工程师，麦克唐纳的想法也在多年的反复试验中得到了锤炼。在那段时间里，他学习到了保持开放的心态，在不同利益诉求之间寻求共同点是建立一个良好的道路系统的关键。他把高速公路视作一台机器，需要反复打磨才能获得最优的效率。他在艾奥瓦州的经历告诉他，依靠直觉开展的地方性道路建设最终会走向衰败。公共道路管理局的低效率也表明，单纯依靠国家的方法会导致混乱和浪费。

麦克唐纳并没有把国家高速公路系统视作一个道路网络，而是把它当作一个组织网络。他欢迎支持这项事业的任何组织加入，包括美国汽车协会、美国橡胶协会、波特兰水泥协会、国家地砖制造协会和美国道路建设协会。事实上，麦克唐纳欢迎任何一个支持他这项由国家在工程和资金上提供援助的建路组织。

当发现没有一个组织能够解决他关心的问题的时候，他自己建立了高速公路教育委员会。这个组织的目标和业务范围都非常现代：麦克唐纳用它来向美国民众宣传国家高速公路网络的重要性——到学校分发写实的手册和电影，去学校的集会上演讲以及为高中生举办论文竞赛，在工程学院设立奖学金。

在1914年建立美国国家高速公路管理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tate Highway Officials）也许是麦克唐纳最大的贡献。这个听起来极具官僚气的机构后来成了华盛顿最具影响力的游说集团。尽管它善于就高速公路的重要性游说立法委，甚至帮助撰写法案，但它的能力不仅仅是体现在游说国会议员上——它是专业技术之间的纽带。作为美国第一位技术专家，麦克唐纳建立了一套科学的步骤来保证道路建设使用最好、最适合的材料，建造规模和建造地点都符合要求。

公共道路局变成了专门研究混凝土的最佳砂石配比以及合适的浇筑条件和熟化时间的研究中心。后来，国会开始采纳该局精确的高速公路需求分析和检测报告，各州高速公路管理部门很快也建立了研发实验室，试图将麦克唐纳的研究结果用于当地的道路建设。

在和约翰·潘兴（John Pershing）将军合作时，麦克唐纳绘制的军事防御道路图“潘兴地图”，后来成为州际高速公路系统的蓝图。

麦克唐纳将他的高速公路系统称为“一个完整的国家高速公路运输服务经济系统”。在1926年的美国国家高速公路管理局年会上，他将其与另外两个有记载的伟大的道路建设项目相提并论：在尤利乌斯·恺撒和君斯坦丁统治下的罗马帝国和在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他指出，美国的高速公路建设是唯一发生在民主国家的项目。

麦克唐纳可以建立州际高速公路系统，但却无法预测项目完成后带来的影响。例如，他反对高速公路收费制度，担心这会阻碍道路通行的自由。

20世纪20年代早期，美国是世界汽车文化的主导者，有900万辆汽车飞驰在公路上，占全球汽车数量的90%。道路不通畅给美国经济和军事力量发展带来的威胁不复存在。现在需要考虑的问题是，道路的容量是否足够。交通压力的急剧上升促使立法委筹集更多的资金来支持高速公路的建设。

围绕在汽车制造业周围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也非常支持推进道路建设。钢铁工人、橡胶厂、加油站老板、保险公司、建筑公司、炼油厂和水泥厂的利益都和未来高速公路的建设息息相关。建设更多的高速公路的目标甚至不需要华盛顿的游说者大力游说。尽管如此，游说者们还是不断地努力让整个目标变得更加明确和清晰。

1936年，麦克唐纳成为一位州际高速公路推广者。在这一年，联邦政府提供2.25亿美元用以建造高速公路。麦克唐纳和85位来自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成员一共开了160场会议。他还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让众议院和参议院委员会把他的想法加入高速公路法案之中。

麦克唐纳面临最具挑战性的事情是反对宾夕法尼亚州收费高速公路的建设。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当年早些时候会见了麦克唐纳，并向他展示了一个横跨大陆的州际收费高速公路计划——三条横跨东西，三条纵贯南北，罗斯福称之为超级高速公路。麦克唐纳利用经济统计数据、图表、地图和海量建设数据向罗斯福解释为什么收费高速公路对于经济发展是没有意义的（大多数司机无法支付高额的费用，横跨大陆的交通需求很少）。

一开始，他那些堆积如山的数据似乎很有说服力：这六条超级高速公路的建设还没有资金来源，1939年世界的动荡让罗斯福把注意力放到了加强美国军事力量上，忽视了国内的交通问题。提升美国军力排名的国家目标有效提升了美国的就业率，暂缓了横跨大陆的高速公路计划。美国的工业创造了成千上万的就业岗位来解决国家新的国防需求。

但是，罗斯福并没有被麦克唐纳说服。他把建造超级高速公路视作刺激就业增长并帮助他成功三连任总统的方式。尽管国防开支占用了大部分的政府支出，但仍然有少量的预算可以用于支持宾州收费高速公路的建造。

对于旅行者和商人而言，穿过宾夕法尼亚州的路途非常艰难。它的地形非常复杂多变，包含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多座山峰。在乔治·华盛顿时代或是更早，道路状况非常差，从费城向西，最快的行进速度也不过每天32千米。

美国南北战争后，宾夕法尼亚建设了一条与威廉·亨利·范德比尔特（William Henry Vanderbilt）的纽约中央铁路平行的跨越宾夕法尼亚州的铁轨。范德比尔特试图报复宾夕法尼亚铁路的这一行为。从1883年11月到1885年8月，几千名工人日夜铺设贯穿宾州西部岩石地区的铁轨。最终J.P.摩根介入调停，说服范德比尔特停止建设。

然而，宾州的交通需求在不断上升。仅有的一条主要道路是贯穿东西的美国30号公路，其中一段就是知名的林肯高速。即使到了20世纪30年代，由于持续攀升的海拔和过多的卡车运输，从费城到匹兹堡大约480千米的路程在路况好的情况下也需要开10天，在路况不好的时候甚至需要14天。

在1938年的下半年，宾州收费公路建设势在必行，公共工程委员会正式宣布支持这项工程。但麦克唐纳仍然不支持高速公路收费的计划。尽管如此，他还是配合推进这项工程，高速公路在1940年完工并正式启用。这个项目受到了肯定。最终，麦克唐纳不得不承认，宾州收费高速公路无论从工程角度还是从经济角度来看都是成功的。“这个设计融合了现代公路设计的所有特性，包括高强度、持久性、平顺连续的交通，”麦克唐纳后来写道：“这条高速公路代表了美国高速公路建设的最佳实践。”

在接下来的10年里，美国建造了更多的收费高速公路，这些公路主要集中在东北部，因为这里的交通需求增长非常迅速。缅因州高速公路、纽约高速公路、新罕布什尔州高速公路和新泽西高速公路成为最受司机欢迎的路线，给州政府带来数百万美元的收入。

这些盈利的州际高速公路和麦克唐纳的构想背道而驰。但得益于麦克唐纳早期对于道路建设工程质量的重视，这些新的公路确实比以前的公路更快、更安全。

至于收费，宾州高速公路委员会反复承诺在偿清用于建设高速公路的债务之后，会移除收费站。但这个承诺并没有实现，因为战争需要建设更多的高速公路，而高速公路收费带来的资金可以为公路建设提供支持。

麦克唐纳 “开放的”州际高速公路系统的构想成为了现实。尽管他的构想并没有直接变成一个独立的、有形的物体，但他的工匠精神对于美国20世纪的道路建设还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THE TINKERERS

工匠精神新思维

麦克唐纳有伟大的想法，并且有时间和资源来实现它们。由于他的乐观主义和广泛涉猎，他成功地将国家公路塑造成他脑中构想的样子。他就像一个大型机器中的齿轮，而非我们通常所说的单打独斗的工匠。

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工匠精神会焕发新的活力，越来越多的人会大胆追求自我实现，吸引他人的注意力，并坚持他们的理想。

迪恩·卡门像其他人一样，体现了美国的传统工匠形象——至少和那些有着长岛口音的人一样。虽然这种说法有些轻率，但我想表达的是迪恩·卡门让工匠的行为看起来更简单。近年来，他提出了一些关于美国应该如何解决创新人才流失问题的想法，并制定了一个方案来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迪恩·卡门天生就是工匠

卡门于1951年出生在纽约洛克维尔中心（Rockville Centre），从小就展现出一些知名工匠共有的特征。青少年时期的他非常擅长数学，但是因为只关注自己感兴趣的课程而成绩不佳。他也喜欢阅读那些感兴趣的书，如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和伽利略的相关书籍。

与其他同龄人喜欢的运动和音乐相比，卡门更喜欢电子设备。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人们可以随意走进无线电器材公司，找到足够的电子零件来组装一些简单的产品，如晶体管收音机。卡门最开始接触的是最新的半导体和固态超极晶体管，以及被称为晶体闸流管、可以用来控制交流电的电子零件。卡门意识到如果将这些零件用到常见的调光器中，就可以通过让灯光与声波同步使人们“看到”音乐。后来他成功制造了一个灯箱，可以随着音乐的节奏开启和关闭。他在自家的地下室里为朋友们展示了这个灯箱。

16岁时，在叔叔的帮助下，卡门找到了一份暑期兼职工作。他叔叔是位牙医，认识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海登天文馆的工作人员。他被雇来为那个替博物馆制作幻灯片的人帮忙。他的工作是制作放置幻灯片投影仪的柜子。这份工作实在无聊，卡门在几个星期之后就感到厌烦了。

但在博物馆工作的时候，卡门可以去参观建于1935年的海登天文馆，这个天文馆被认为是迄今技术最先进的天文馆。然而，卡门对天文馆老式烦琐的照明系统大为吃惊，根据以前制造灯箱的经验，他知道可以利用可控硅整流器和交流电三极管来改善天文馆的照明设备的同步功能，省去很多的手动操作。

有一次，卡门趁机闯入博物馆馆长的办公室，试图将他升级天文馆照明系统的想法“推销”给馆长。馆长对这个傲慢的年轻人有点怀疑，回绝了他，但是卡门没有放弃。在接下来的几周内，他在自家地下室里用从无线电器材公司购买的零部件制作了一个复杂的灯光设备。因为有员工通行证，所以他顺利地进入博物馆并将他发明的设备连接到天文馆现有的系统上。当他第一次尝试时，电路板爆炸冒烟。当时暑假快要结束了，卡门很着急又不得不从头开始。当设备终于运转正常时，他邀请馆长去体验一下。馆长虽然感到很愤怒，但他还是对卡门的设备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最终聘请他在包括芝加哥科学博物馆在内的其他四个博物馆安装设备——馆长为每个设备支付了卡门2 000美元。

不久之后，卡门开始向当地的摇滚乐队销售他的灯光设备，并为其他用户定制幻灯片展示服务——此时他才刚刚高中毕业。卡门原本可以在1971年去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理工学院（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就读，但除了物理和工程课程之外，他对其他课程没有兴趣，也不在意自己的成绩和学位。周末时，他会开车回家管理自己的灯箱业务。到1972年读大二时，卡门的年收入约为6万美元，并且业务量还在不断增长，赚到的钱比他父母的工资加起来还要多。

价值3 000万美元的自动输液泵业务

卡门的重大突破出现在1975年，他在医学院的哥哥巴顿告诉他有些病人需要接受24小时不间断的治疗而不得不待在医院。卡门决定设计一种设备，使患者在家里也可进行类似的治疗。他利用现成的零件如电路板、计时器、计数器、发动机和电池来组建他的新装置。同时，他还了解到如何利用铝来打造其他的部件。

当医疗设备公司Cordis的创始人威廉·墨菲（William Murphy）到卡门的地下室车间拜访时，这位年轻的发明家展示了他的最新作品：世界上第一台药物注射泵，他称之为AutoSyringe。

很快，卡门的装置出名了，当《新英格兰医学期刊》《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报道了该设备后，世界各地的订单开始飞向卡门。1976年，在卡门20岁的时候，他创办了一家名为AutoSyringe的公司。

由于需要生产更多的产品，趁父母出门度假，卡门聘请了一支建筑工程队，将父母的房子移走，用推土机打通了地下室，把地下室的规模扩大到整个后院。然后，他用起重机放置了所需要的设备，包括布里奇波特铣床、车床和磨床。最后，他将房子移回原处，这样一来，房子就多了一个新的后院天井。

很明显，卡门不仅喜欢发明，还想干出一番大事业。

接下来，他从伍斯特理工学院雇了教授和学生帮助他扩大产品线。很快，他和他的团队就为化疗和治疗新生儿发明了输液泵以及世界上第一个便携式胰岛素泵。卡门不停地提出新的想法，并和他的工程师团队把想法变成现实。5年之后，卡门辍学，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公司中去。

AutoSyringe发展的速度非常快，很快卡门就不得不将其总部搬迁到长岛工业区；不久之后公司又搬迁到新罕布什尔州，该地因为低廉的地价和宽松的所得税而出名。他说服了在长岛的20名员工与他一起搬迁。

随着业务的持续增长，卡门发现自己的兴趣逐渐减弱。1982年， AutoSyringe成立5年时，公司已经拥有100名员工，其具有远见卓识的创始人决定退出制造业务。31岁时，卡门把公司以3 0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百特医疗公司。

卡门凭借自己独特的才华，发现了医疗卫生领域的客户需求，并通过提供解决方案满足了这种需求。无论出于何种原因，之前没有人提出过这种方案。卡门的第一个胰岛素泵与电话簿大小相当，相对于以前的产品有了极大的简化。如今，Baxter AutoSyringe相当于一副纸牌大小，适合给糖尿病患者长期输液。

百姓也买得起的便携式透析机

不久之后，卡门成立了DEKA研究院，该公司目前仍在新罕布什尔州运营。利用AutoSyringe销售所得的资金，他投资了一些建造于19世纪末的旧工厂，这些工厂当初是纺织厂的厂房，虽然内部破旧不堪，但仍然很坚固。卡门非常喜欢这些建筑，因为它们可以让他追忆那段由工匠和技术定义的美国历史。

卡门在百特医疗公司的建议下，开始研发一个更安静、更容易操作、更便捷的透析机。当时的透析机噪声大且结构烦琐，重达81千克，由重力控制，还包括一个与管道系统连接的复杂的阀门系统。这种机器只有医院和诊所才有，患者不得不每周去医院接受一两次治疗。

但是，卡门没有试图去改进这种陈旧的机器。相反，他想象了无限种的可能，其中一种方法使得他员工中的MBA都感到紧张。他开玩笑说，如果J.P.摩根告诉这些MBA他想建一条通往西海岸的铁路，他们一定会反对这个计划，因为建设铁路所需要的资金无法估计。

正是基于这点，卡门坚定了自己的工匠方法。他不再沉浸于过去的成功，而是赋予自己的业务无限的未来。

在透析机的研发中，他决定从头开始设计一台不需要技术人员操作的机器，重量只有10千克，工作时噪声低，接受治疗的患者可以安然入睡。

他雇用了他能找到的最好的工程师：他们不仅要足够聪明，还需要冒险精神，不惧怕失败。他所谓的“青蛙接吻”指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公主在找到真正的王子之前需要亲吻很多青蛙。

他将新透析机的发明与物理学中的一些早期发现建立起了联系，如波义耳定律和盖·吕萨克定律以及这些定律在气体方面的应用。他向他的工程师团队简单介绍了这些定理，告诉他们可以使用计算机技术、气体力学和其他流行技术将这些定理运用于当前的情况中。卡门和他的工程师团队花了五年时间才完成这些工作，但是所有的努力都获得了回报。

卡门于1993年发布了HomeChoice透析机。它并不昂贵且操作简单，患者完全有能力购买并独立操作。它拥有一个可替换的盒子和安装简易的透析液袋，病人所要做的就是按下按钮。

透析机是工匠卡门的又一产品：利用当时廉价的技术，将它们重新组合成令人惊奇的新产品。

据传记作家史蒂夫·坎伯（Steve Kemper）描述，卡门喜欢说“我没有发明任何东西，只是在某个地方发现并把它集成起来”，他喜欢把自己看作一位“系统集成商”而不是发明家。但成为专利的拥有者（就像任何其他发明家一样）会带来巨大的利益：卡门的透析机的专利费让他成为非常富有的人。

新奇的交通工具赛格威

卡门的下一个计划起源于他看到一个坐轮椅的男人笨拙地“走”在人行道上。当他发现很多坐轮椅的人不能完成一些对正常人来说很正常的事情时，他很有感触——他们不能去没有人行道的地方，不能与正常人进行等视线的对话，不能拿到商场高货架上的商品。

他收集所有现有的轮椅专利，并进行了一些梳理。当他发现很多自己的想法已经被实现时，他感到很惊讶。有的人发明了有“腿”和“手臂”的轮椅，用来解决问题，但这些发明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缺陷。没有一个发明能启发卡门想出一个新的方法。

在卡门发现一种全新的方法之前，他花了两年时间不断地进行尝试，但都失败了。有一天他走出浴室，被湿瓷砖滑了一下。这时，他的双腿向前稳定身体，伸开胳膊以保持平衡防止自己摔倒。在那一刻，他意识到，已经解开了自己的问题：他需要设计一种能保持平衡的全新轮椅，而不是简单地安装一些部件来实现行走和抓取东西的目的。

卡门很快让他的工程师们按照新的思路进行工作。并在1992年7月设计了一个原型：一束裸露的电线、锋利的钢制边缘和大块的泡沫绝缘材料被尼龙绳捆扎起来，但里面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一个被称为“测斜仪”的陀螺倾斜传感器。该传感器价值100美元，是设备最昂贵的一部分。设备中的一切装置几乎都是现成的，包括两个价值10美元、在附近的折扣店里购买的打印机马达。

轮椅的核心突破在于可以防止它在爬楼梯或越过其他障碍物时因失去平衡而倾倒。它还可以把用户抬到1.8米高，也很容易在沙子、碎石甚至8厘米深的水中行驶。由于该轮椅优良的爬楼梯能力，卡门以弗雷德·阿斯泰尔的名字为其命名。该轮椅的商业名称更为出名：iBOT。该轮椅的最终售价在26 000美元左右，但只在2006 —2009年进行了生产和销售，并且必须要凭医生的处方才能买到。

卡门随后还发明了一些心脏支架，包括副总统迪克·切尼使用的那种。

除了他在30多岁取得的那些伟大的成功，为他赢得足够声誉的创意直到他50岁时才出现——赛格威电动代步车（Segway），一种两轮交通工具，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这种工具看起来像一个滑板车，因为由驾驶者自身驱动，任何使用它的人看起来都很潇洒。

这个设备开始被称为Ginger，以它的创造者命名（金吉·罗杰斯）。赛格威电动代步车依赖的是iBot的平衡技术。卡门认为赛格威电动代步车可以作为后汽车时代的旅行工具。作为一项秘密的计划，这个项目用了超过三年的时间进行开发，巨大的开发成本也让公司陷入了财务危机。项目的成果是一种驾驶者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重心驱动车子前进和后退的设备。它也能发挥运输工具的作用，类似于拓展了人体的机能。虽然它也包括电机和一个可充电电池，但在交通工具机械化的时代，它的运行方式还是显得十分优雅。

此外，卡门还利用身边的技术重新创造了一些新的东西。在他看来，他正在逐步改革过时的方式。卡门利用自己的知识推动赛格威发展成现在的样子，正是美国工匠精神的极致体现。但是在过程中的某个时候，作为掌控者的工匠却失去了对赛格威发展的把握。

2001年年初，商业新闻网站Inside.com发布了一则消息，称一本史蒂夫·坎伯描述卡门的最新发明的书即将出版。这本书并没有明确卡门创造了什么，却包含了很多高调的赞美，风险资本家约翰·多尔（John Doerr）说这将是自互联网被发明以来最重要的技术发展，史蒂夫·乔布斯则认为它将和个人电脑一样重要，城市也将围绕着进行设计。

关于“它”的猜测逐渐上升到白热化状态。1~8月，出现了很多关于它的新闻和电视报道。2001年12月3日， 赛格威通过美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早安美国”揭开了神秘的面纱，而在这之前，它看起来并不像能够改变世界的创新。虽然赛格威展现了一些类似太空时代交通工具的特性，包括良好的平衡力以及重心感应移动能力，但是它看起来却和高科技的两轮电动机车相差无几，似乎只能用来装酷。

很快，它就被深夜的脱口秀节目嘲笑了，市民们认为该工具对于行人具有很大的危险性，甚至有人认为它会让人越来越懒惰，将进一步提高美国肥胖症和心脏病的发病率。许多美国大城市禁止在人行道使用该工具。

直到2009年，赛格威出现在凯文·詹姆斯扮演警察的喜剧《百货战警》（Paul Blart）中，成了一个不需要进行过多解释的笑点。自从2001年发布以来，赛格威总共只销售了5万辆。2010年1月，卡门将赛格威卖给了海斯科堡垒有限公司，由英国亿万富翁吉米·海塞尔登（Jimi Heselden）和其他投资者掌舵的一家公司。但是，这并没改变赛格威受损的公众形象。吉米·海塞尔登自己则于2010年9月因为在英格兰西约克郡驾驶一辆赛格威时坠下悬崖去世了。

卡门认为值得为赛格威去冒险，然而他更关注的是赛格威的未来。在关于这本书的一次交谈中，卡门想象了一个世界，其中所有居民都具有热情和创业冒险精神。事实上，工匠已经足以创造出从未有过的东西，甚至可以造福全球63亿居民。他解释道：“每一天，无论是世界上的食物、水还是黄金，都会变得越来越丰富，而不是越来越匮乏。”不幸的是，他承认这个模型现在还不存在。

但是，卡门相信正是某种版本的模型帮助工匠们建立了早期的美国。“独立战争结束时，美利坚拥有13个破产小殖民地，没有货币、信用，还欠下了很多的债务，就像我们今天这样，”他说，“但美利坚拥有那些精神充分自由的人们。他们拥有很多想法，并能实现它们。”

根据他的构想，人们就不用奇怪为什么一些开国元勋（冒险的政治领袖）同时也是发明家了。欧洲拥有自己的高等学校，其中许多已经延续了数百年。但没有受过教育、没有负担的美国人通过发明和创新，而不是掠夺其他国家获得了财富。

“这并不是一个巧合，美国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很多生活方式的改变，也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卡门说，“美国带领着世界创造和拥有财富，我们并没有偷其他国家的东西，也没有去世界各地参与攻击和政府的零和游戏，抢夺他人的财富。美国成为了创造财富的国家。”

几十年来，美国引领着世界进行科技创新，毫不费力地推动着社会的前进。“我们是制造汽车的第一人，当汽车成功地成为商品时，我们又开始制造飞机，”卡门说，“当飞机成功地成为商品时，我们又开始制造电脑。当电脑成功地成为商品时，我们又开始制造软件。然后，我们开创了蛋白质组学和基因组学”。

这样的洞察力让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对自己的生活做出新的假设。其中有一个假设几乎成为了哲理：每代人都会比之前的人过上更好、更富裕的生活。“很遗憾，美国人认为这是一种天赋人权。”卡门说。在一个每个人的需求不断增长、人口不断增长的社会中，“你不能通过简单地把财富分散来实现这个目的”。

对美国未来的担忧

卡门认为美国的工匠精神在金融领域迷失了方向，这导致了2008年的经济危机。“金融是一种分配财富的方式，通常把它从创建财富的人手里转移到浪费财富的人手里，这并没有能催化出更多的财富，反而贮藏了财富。”卡门说。

由于担心美国已经失去了工匠精神，卡门认为美国需要一个新的机制来激励这种精神。“这可能是第一代失去冒险兴趣的美国人，他们没有意识到其重要性，不愿去尝试、失败、再尝试，”他说，“我们的文化表明还有更多的财富等待我们获取，还有更简便的方法来获得这些财富。让我们使用法律制度和会计制度来挖掘这些财富，把它们放到我们需要的地方。”

在卡门看来，所有的一切都不会突然到来。事实上，当描述金融危机对于那些应对不足的国家的影响时，他困惑了：“这次危机准确来说应该是什么？哦，你的意思是那些本来就不存在的钱不见了吗？我不确定这是否会让每一个人都感到惊讶。”

虽然他承认近些年来，工匠的世界得到了一些发展，但是卡门不愿评论这些变化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我认为我们的工匠行为发生了改变——不好也不坏，只是更强大了。例如，你不可能打开引擎盖就做出工匠行为，因为里面的东西都是预制的且非常复杂。你需要定制的诊断工具、硬件和软件来确定正在发生什么。而且，你也没有一群人可以帮助你改进这些东西。”

卡门认为当今世界的机制既不好也不坏，只是数十年来成功的工匠逐渐成为主流的结果。除非一个人非常怀旧，否则他很少会在一个提升我们生活效率和意义的小工具前沉思一段时间。换句话说，现在，需要有足够的、具有灵感的人来填补遍布全球各地的工匠工厂的突发增长。

当一些技术已经精炼到不能再利用它做出工匠行为时，人们就会失去最基本的兴趣。100年前，人们通过针织机、缝纫机等做出工匠行为。后来，希斯工具盒（Heathkits）和晶体管收音机的时代到来了。但一路走来，做出工匠行为的技术变得更加复杂：今天的电脑芯片可能拥有5亿个晶体管，只有价值百万美元的硬件设备才能对其进行检查。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今天，工匠需要的不仅是谦卑，还要有很丰富的幽默感。你的智力和创业的汗水很可能被《辛普森一家》[1]中的很多桥段讽刺。

然而，这并不是说工匠行为已经消失了，卡门向我保证。他举了一个例子：“你可以学习一门初级生物课程，每周进行一次实验，我们可能会擦拭一下你的面颊，然后将取下的物质放在一些试剂中进行遗传分析。”他认为当今的工匠已经从简单的小玩意儿制作发展为更加复杂的形式。“你发现了没有？今天普通的中学生在公立高中实验室做的实验，在20年前可是会获诺贝尔奖的。”

卡门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验证——为年轻人提供了实践机会。《华尔街日报》指出，现代铣床这样的设备让人们在家里就能像在工厂里一样精准地制作金属件。

THE TINKERERS

工匠精神新思维

2008年经济危机发生以后，高科技工具和材料的价格急剧下降，所谓的黑客空间、设备齐全的社区工作坊正在这个国家以极高的速度扩张，任何人都可以到这些地方使用最先进的工具做出工匠行为。

SparkFun是一家位于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的邮购公司，由大学生内特·塞德勒（Nate Seidle）在2003年创立。该公司出售各种面向工匠的电子部件。SparkFun公司的收入从2008年的600万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1 840万美元。Arduino是一款专门为DIY爱好者和学生制造廉价电路板的单片机。自2005年发明以来，已售出超过120 000部。《Make》杂志是一本以DIY爱好者为目标群体的出版物，于2005年创立，当年就拥有22 000名订阅者，截至2011年，订阅者已经增加到125 000名。这本色彩鲜艳、设计巧妙的杂志，避开过时的嬉皮士和20世纪70年代的家庭装饰等主题，提供浅显易懂的步骤说明，例如如何制作一个巨大的泡沫发生器，如何制作自己的生物柴油，以及如何为背包制作一个报警系统以防止盗窃。《Make》 杂志通过举办工匠展会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第一次Make工匠展会举办于加州圣马特奥，现在每年都会在全美各地以及加拿大和英国举行。

20世纪90年代，廉价的个人电脑成为焦点，这使得独立软件开发商与大型软件制造商参与到设计新产品的竞争中。根据美国工程师协会的数据，2008年获得机械工程学位的大学生数量相比2003年上升了27%。在同一时期，计算机工程毕业生的数量则下降了31%。

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数据，美国的研发支出2000—2007年平均每年下降2.6%。20世纪80年代时，这个比例高达6%。

卡门说，从很大程度上说工匠本身并没有改变。“改变的是进这个圈子的东西，”他说，“这取决于人类技术发展阶段。”在21世纪初，工匠行为都是在非常高的水平上进行的，通常出现在电脑黑客和基因组学领域，而这在20年前是不可能的。

卡门确信，如果美国不继续为工匠提供最强大、最有力的支持，它将失去其全球领导者的地位。随着新兴国家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它们也会很快意识到理解和使用技术的能力将体现在它们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上。“自从文明出现以来，这样的道理变得越来越真实。”卡门说。

美国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清洁的环境、自来水和电灯都是简单例子。我们通过采用这些技术让社会变得更加高效。技术和创新把美国社会从一个100年前拥有50%左右农民的社会发展到现在虽然农民人数不到2%，却提供了更多食物的社会。

“其他国家已经充分意识到了原因，”卡门说，“对我来说最大的讽刺是只有美国人是最愚蠢的，只有他们认为他们现在的地位是理所当然的。”他认为，也正是这种想法导致了困扰最近几代美国人的问题。这个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社会的财富源于技术，但是它学习科学技术的年轻人比例却是最低的。可能是因为一些低价值的娱乐活动迷惑了这个国家，导致人们对于这些学科的兴趣逐步下降。

比如，2004年1月3日美国宇航局MER-A火星探测器登陆火星。在发射7个月后，探测器轻轻降落在这颗红色星球的表面。降落的第二天，探测器开始发回一些火星上生动的彩色图像。NASA将这些照片上传到其网站上，使该网站迅速成为全球所有的网站中最火爆的一个。“全世界都希望看到这些照片。”卡门说。这个美国创造的技术以突破纪录的方式吸引了全球的关注。

据卡门说，只有一个国家在播出火星着陆画面时没有达到最高的收视率——美国。

因为在同一天，流行歌手“小甜甜”布兰妮飞往拉斯维加斯，在那儿与她青梅竹马的杰森·亚历山大举行了婚礼。美国的娱乐新闻网站充斥着布兰妮婚礼的消息，使接下来的数个小时美国的网络出现了最严重的拥堵——但仅仅55小时后他们就离婚了。

创立FIRST

碰巧的是，第二天正是卡门发起的教育规划项目启动的日子，该规划旨在矫正美国创新价值结构中的一些问题。卡门在1989年创立了“FIRST”（For Inspiration and Recogni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为了激励和认可科学技术），以激发孩子们在科学、数学、技术和工程等方面的兴趣。每年FIRST都会举行全国性学生竞赛，以由赞助商提供的大学奖学金作为奖励。其中的FIRST机器人竞赛（FRC）鼓励高中生建造重达54千克的机器人，包括所需的电池和保险杠。每年的竞赛都会围绕机器人设立特定的主题。2011年，2 075个FRC团队在美国、加拿大和以色列参加了比赛。卡门也对自己的这个“发明”引以为豪。

最近，在我的家乡康涅狄格州郊区举办的小型工匠展会上，我看到卡门描述的很多东西。这个展会有包括单人潜艇和3D打印机在内的很多非常精彩的展品。但迄今为止最吸引我的是由卡门发起、一些当地高中学生参与的一个项目：篮球机器人。通过使用一些卡门开发的陀螺平衡技术，这些年轻的学生开发了可以远程遥控的轮式装置，这个装置由马达驱动，可以把一个普通的篮球抛离地面，在通过一个弯曲的金属坡道后，准确进入安装在附近杠子上的篮球网。这个机器人有轮子，也可以像人一样走路，这吸引了很多附近其他展台的工匠。

人们被这群年轻人的聪明才智吸引，为他们的足智多谋而感叹，兴奋是会传染的。

“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会给这个国家带来什么？”卡门说，“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将不再能够创造变化，不再能够利用最先进的技术创造真正的财富。”

我认为卡门在很多问题上的观点是明智的，我也相信FIRST竞赛能够让年轻人重新思考科学技术，但是我不相信他能正确认识到工匠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在他那略带危言耸听意味的言论中，我看到了《地球颤栗》《Atlas shrugged》中约翰·高尔特的影子。卡门想象了一个社会，其中只有受过教育的技术精英才能维持美国的发展，但现实状况却更加复杂。即使是美国历史上一些伟大的发明家，如托马斯·爱迪生，在经商时也没有那么成功，因此他们会偶尔把一些基础研究交给其他人。

卡门认为当前不景气的就业率不是因为没有工作职位，而是因为很少有能匹配那些工作的受过足够教育的工人。“可悲的事实可能是，我们缺乏的并不是足够的工作，而是有足够能力和竞争力来匹配这些工作的劳动力。如果是这样，这个国家就要习惯失业率不断上升，即使经济好转、股市好转、富人变得更富。在我们建立这个国家之前，其他的国家也是这样的。”

但几乎没有历史证据表明工匠是可以训练的，虽然在20世纪已经有很多创造类似环境或企业的尝试，在这种环境中，工匠们可以集思广益，开发一些赚钱的创意。年轻的天才可以让美国重回全球最强大的创新机器的位置这一观点，从好的方面看显得很天真，从坏的方面看显得很极端。

卡门对高失业率的看法听起来生硬且缺乏根据，特别是对于“占领华尔街”抗议运动的成员来说。但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卡门的观点可能有一定的正确性。最近，麻省理工学院的两位研究人员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Erik Brynjolfsson）和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发表了一份报告，报告包含了他们为编写关于美国创新脚步一书所收集的数据。虽然作者承认经济萧条是美国工作岗位持续短缺的罪魁祸首，但是迅速发展的科技加剧了这一问题。随着人们从事的工作越来越自动化，“简而言之，许多工人输给了机器”。布莱恩约弗森和麦卡菲写道。在最近的衰退中，平均每12个销售人员中就有1个失去了工作。在金融危机期间，许多企业开始探索利用技术来取代人类，这也导致了员工的失业。到2009年6月经济危机结束时，企业在设备和软件上的支出增长了26%，而工资几乎还维持着原状。

随着技术成熟到能够执行一度被认为只有人类才能完成的任务，美国工人已经跟不上教育和特殊技术学习的步伐了。自动化曾经被主要认为应在工厂中运用，但现在它对市场营销和销售工作也产生了影响，最近的一些创新，如机器人驾驶汽车和个人语音助理软件（苹果公司2011年10月在iPhone 4s中引入的Siri功能），表明这一趋势不太可能很快改变。麻省理工学院的两位作者认为，改善工作现状的关键是关注教育和创新。他们写道：“在医学、法律、金融、零售、制造业甚至科学发现领域，赢得比赛的关键并不是与机器抗争，而是与机器竞争。”

卡门担心来自其他国家的工人不仅能以更低的劳动成本越来越熟练地工作，还能够把分配的任务做得比美国人好。

美国的儿童正面临着比以前任何一代美国人更激烈的来自全球的竞争。“我不认为应该把这些孩子和他们的父母进行对比，”卡门说，“真正更可怕的问题是，这三四千万的美国孩子如何与来自发展中国家十多亿人的同龄人进行比较。”

然而，卡门声称他对于美国工匠的未来仍然持乐观态度。他感叹美国曾经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职业道德和最好的公立教育系统。他还抱怨说，我们所有的英雄都来自职业体育和娱乐界。“那些不是我们的财富的来源，”他生气地说，“那些只是财富的产物，是用来消遣的。”他的目标是让科学家也成为知名人士，让青少年对科学家充满兴趣。

卡门确信他可以让FIRST竞赛成为工匠界的“超级碗”。为此，他要确保FIRST竞赛拥有足够的风险和奖励。比赛的最后一轮设置就像是重大的体育赛事。“我不认为FIRST是为了解决教育问题，”他说，“我们认为这不是一个教育问题，而是一个文化问题；不是一个供给问题，而是一个需求问题。”

[1] 美国动画情景喜剧，从许多角度对美国的文化与社会、人的条件和电视本身进行了幽默的嘲讽。——译者注

爱迪生：成功的工匠和不成功的生意人

令人奇怪的是，对于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来说，其当代最著名发明家的身份与典型的美国工匠的角色有着鲜明的矛盾。与迪恩·卡门用成功企业家的身份树立起的声望不同，爱迪生糟糕的商业能力有时会把他的创造才华完全掩盖。尽管爱迪生创造了很多奠定当代社会发展的伟大发明，并努力推动这些发明产业化、商业化，但当它们真正进入市场时，爱迪生往往会纠结于这些产品的细小改良，而疏于关注能够真正决定其发明能否成功的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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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精神新思维

爱迪生在生意上如此失败是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因为相比于其他美国工匠，他更好地向我们展现了当代社会优秀发明与商业运作完美结合带来的巨大能量。

但我们只要看看他试图将留声机商业化这一单一失败案例，就可以明白爱迪生的故事是怎样将美国第一代和第二代工匠划分开的。有人可能会说，爱迪生的众多失败带给整个国家的进步更胜于带给他本人的进步。

1868年，21岁的爱迪生是西联电报公司（Western Union）驻波士顿的一名话务员，这里是全美电报机历史最悠久的地方，也是电报机技术最先进的地方。在面试的时候，爱迪生曾问面试官能否利用工作的闲暇时间捣鼓一些自己的小玩意儿，面试官同意了。

因此，晚上他是一名话务员，工作忙碌到很晚。白天他是一个自由的人，流连于波士顿大大小小的电报商店，观察其他人都在用时下的技术做些什么。波士顿是那个年代的硅谷，到处都是有待发掘的新鲜事物。

爱迪生曾给《话务员》杂志《Telegrapher》投过稿，写了许多他对电报机改良创新的看法——他目睹了许多疯狂新奇的事物，被激发出许多灵感和点子。正是这个时期，爱迪生建立起他标志性的在同一时间做多项工作的工匠模式。这激起了当地许多投资者和公司老板的浓厚兴趣，很快，爱迪生基于电报机技术发明的股价打印机就获得了一位电报员同事德威特·罗伯茨（Dewitt Roberts）的资助。

在更简单地运用电报信号传送机的创意潮流下，爱迪生开发了利用发报机原理驱动的火灾报警器，以及可以传送照片和手写文本的传真电报机。罗伯茨对爱迪生的另一项发明创造也很感兴趣，并且进行了资助——可以被州议会和国会用来代替手工计票的电子计票机。爱迪生得知这类产品正是华盛顿市议会和纽约州议会所需要的，他的这项发明结合了广泛运用在自动电报中的电化学记录技术。

在爱迪生众多发明专利中，投票计数器是第一个申请到专利的发明。投票计数器在每一位议员桌上都安装了选择按钮，议长可以通过配套表盘看到投票情况。但不幸的是，这项发明没有取得商业上的成功，因为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立法者有时并不希望加快投票过程——过程上的拖延可以使他们游说到更多的支持票。

爱迪生的另一项发明，改进的印刷电报接收机，得到了当地一家电报公司的支持，然而他的火警电报发明却失去了与位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的全美最大火警公司的合约。爱迪生没有足够的经费研发传真电报机，无奈之下只得暂停了这项工作。

有人可能会得出结论：年轻的托马斯·爱迪生没有成功地将这些早期发明推向市场的原因和其他创业者差不多，都经历了许多比较典型的困难：糟糕的商业计划，糟糕的运气和不成熟的商业思维。但对于爱迪生而言，这样的结论是错误的。

实际上，是爱迪生创造过程的本质而不是缺乏商业头脑阻碍了他商业上的成功。爱迪生需要对投资者负责，而每个投资者对其发明的市场定位和销售都有着自己的想法。爱迪生只能努力改进现有技术而无法任自己的思绪天马行空。每一次他尝试创造出某样已有设备的改良产品时，就算有很好的商业预判，也终究会因为激烈的竞争环境而失败。

不过有一个例外：他对爱德华·卡拉汉（Edward Calahan）发明的电报机所做的改进。在1868年年初，爱迪生发明的打印机十分幸运地被一家准备在波士顿拓展业务的著名黄金和股票报价公司挑中。这次成功使爱迪生信心大增，他辞去了在西联电报公司的工作，开办了自己的黄金和股票报价服务。

根据传记作家兰德尔·斯特罗斯（Randall Stross）[1]的描述，爱迪生在事业发展的早期展现出了一种坚定不移的商业自治态度。1869年7月，他离开波士顿前往纽约，接受了位于曼哈顿的黄金与股票报价电报公司主管的工作。这是比那家波士顿公司更加一流的公司。但不久之后，爱迪生与富兰克林·波普（Franklin Pope）合伙建立波普—爱迪生公司，这位波普正是被爱迪生代替的前任主管。新的资助和奖金使爱迪生很快搬进了位于新泽西纽瓦克的更大的新工作室。到1870年年初，他经营一家属于自己的工作室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在这里，他可以做自己想做的工作，并借此获得可观的收入。

即使是经营自己的工作室，爱迪生也坚持着同一时间做多项工作的习惯。如果某一项工作卡住了，他会“把它搁到一边先做其他的，因为我知道早晚会想出办法，等到脑子里蹦出想法的时候，我就放下其他的，再回到之前卡住的地方把它解决掉”。一位认识爱迪生的律师曾赞赏他拥有一个“非凡的万花筒式的大脑”，可以为他每一件发明想出无数的改造方案，“其中很多都是可以获得专利的”。爱迪生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道：“我不希望自己的创造灵感被任何一件设备束缚住。”

最好的接收器和不实用的电话机

爱迪生在西联电报公司工作时使用的电报机是通过电线连接并运用一系列顿点和连接号来实现通信的。1870年年初，电报公司开始寻求能够通过电报线传输更大信息量的新技术。其中一项令人感兴趣的发明叫作“谐波电报”，又称 “声波电报”，它内部有许多震动簧片，可以同一时间完成多重信息的传递。在1875年的绝大多数时间里，爱迪生都在尝试改进他自己的声波传输系统。

爱迪生认识住在仅几百千米外的波士顿的亚历山大·贝尔，此时的贝尔正废寝忘食地钻研声波电报的实验。而爱迪生则像其他人一样认为电话机的商业潜力是十分有限的。贝尔是一名教聋哑人的老师，因此他专注于研究一些能够帮助聋哑人沟通交流的机械设备。贝尔的父亲同样从事聋哑人教育，他发明了一套哑语，利用口型和手势进行交流。而贝尔还是沿着爱迪生的足迹不断改进声波电报。

当贝尔在费城万国博览会上展示了自己新发明的电话机之后，爱迪生无法再忽视它了。1876年6月25日，贝尔用他的电话机与英国物理学家威廉·汤姆逊（William Thomson）和巴西国王多姆·佩德罗（Dom Pedro）演示了短距离的通话，这一事件被广泛报道。7月初，爱迪生开始了自己的电话机实验。早在一年前，他就已经开始尝试改进菲利普·赖斯（Philipp Reis）发明的电话原型机了。他的想法是通过调整电流和电阻来影响波动传输，从而改进和提升打电话时声音的音量和音调。

与爱迪生的工匠生涯发展息息相关的另一个重要事件是1876年春天，他将自己的工作室和家搬到了位于新泽西的门罗公园，这是一个纽瓦克南32千米的农业社区。那个时期的门罗公园更具田园风情，但它紧邻宾夕法尼亚州铁路，又处在曼哈顿和费城中间，交通便捷，生活方便。

门罗公园面积约13公顷，这里有爱迪生的家和一幢两层的实验楼，这幢楼有30米长9米宽，在爱迪生哥哥萨缪尔监督下建成。二楼那个能够俯瞰整个奶牛牧场的阳台是爱迪生和他的助手们做实验的地方，这里覆盖一整面墙的架子上摆放着至少2 500瓶化学试剂。房间的角落里塞着一张小小的工作桌，这就是爱迪生的办公室。一楼是车间，几乎被一个大型蒸汽机填满，其他地方放着被爱迪生和他的助手们早先发明和原型机，他们常常从那里拆零件下来用。

在门罗公园的日子里，爱迪生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进行发明，用一种能够帮助自己更好地激发灵感、挖掘潜能的方式进行工作了。他的工作方式较之前有了很大进步，变得更加成熟，因为之前在电报行业里，驱动爱迪生发明的不是他自己的创造兴趣而是那些赞助商们的商业兴趣。

在门罗公园，爱迪生用真正的工匠模式来开展自己的项目。他喜欢在同一时间从事多项发明创造。身边总是围着朋友和学生的爱迪生每天都会从这个项目跳到另一个项目，检查他派给雇员们的工作并提出技术上改进的建议。仅仅是1877年一年，爱迪生的实验室就进行了包括电话机的多种改良机型、电笔、油印机、声音测量仪、若干化学实验在内的多个项目。早期白炽灯的雏形也是在此时诞生的，只可惜在亮了短短几秒钟后，它就被爱迪生扔到了一边。

在外人看来，爱迪生的实验缺乏方向性和目的性。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有可能获得意想不到的新发现，并通过实验创造出可行的、市场需要的产品。爱迪生非常相信巧合在发现新事物中的作用，并且认为发现虽然不同于发明，但也十分重要。“发现和发明是不同的，我不喜欢把这两者混淆起来，”他曾经说，“发现或多或少依靠巧合。一个人要去赶火车，走着走着他的脚踢到了什么，然后发现地上竟然有一个金手镯。这是他的发现，不是他的发明，他是准备去赶火车的，并不是去找金手镯的，但他发现了巨大的价值。”

尽管爱迪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家——商业价值和科学发现对他而言同等重要，但他进行发明创造的方法包含了很多其他科学家也会用到的方法，这些科学家在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前，往往会对自己的理论研究很多年。

然而，爱迪生还是感受到了外部因素的影响，这使他无法专注于自己喜欢的创造方式。

迫于外界对贝尔电话持续关注带来的压力，爱迪生不得不重新审视之前自己眼中的“简单的科学小玩具”。尽管爱迪生并不是研发电话的理想人选，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几乎失聪了，但他还是坚持研究。1877年，爱迪生积极地研究如何改良贝尔电话最薄弱的部分——它的信号传输。在贝尔设计的信号传输中，人说话的声波使一个磁片震动从而产生电流，经过电线传导，在接收器中再被转换为声波。

尽管对电话本身没有兴趣，但受争强好胜的本能驱使，爱迪生发誓要做出比贝尔电话更好的电话。除了对贝尔电话的传送器提出批评，他还指出了信号接收器的缺点：糟糕的整流电使其无法被运用于长距离通话。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爱迪生一直潜心于一系列与电话有关系的实验。经过多次实验，他发现碳能够很好地解决直流电阻问题。1876年12月，他试着用石墨和阿肯色河的白石头做成的电阻媒介代替贝尔电话中的磁铁。他最终敲定并在之后取得专利的设计是碳质电阻，这种电阻是将锡纸包裹的蜡纸薄膜压在涂满石墨粉的硬橡胶圆盘上制成的。这种设备提供了足够的柔软度和敏感度来应对不同的高音低音，从而更准确地将复杂多变的人声重现。

1877年年末，西联电报公司发布官方声明称这种电话是继贝尔公司的私人电话开始销售之后，对其电报业务的真正威胁。很快地，它的一家拥有30万美元资产，名叫美国通信电话公司（American Speaking Telephone Company）的子公司成立了。这家公司买断了能买到的所有与电话有关的专利，其中包括爱迪生发明的能够清晰响亮地传递声音的碳粉传送器。爱迪生的传送器的质量太好，以至于贝尔公司差一点放弃了电话业务，幸运的是他们找到了一位默默无闻的发明家埃米尔·伯林纳（Emile Berliner），他运用与爱迪生发现的相似的科学原理设计出了自己的电话信号传送设备。

1878年9月，贝尔电话公司将西联电报公司告上法庭，指控后者盗取了其电话传送器技术。诉讼持续了近一年，最后的结果是电报行业的龙头公司同意关闭刚刚兴起的电话领域中的所有业务，并用免收现有电话线及电话机的租金的条件从贝尔电话公司那里换来了20%的专利税，总额高达350万美元。这次交换是一个明智的决定，贝尔公司从此垄断了全美国的电话业务。

爱迪生也在半信半疑中卖掉了他的电话技术。在贝尔公司与西联电报公司达成协议的几个月前，他就将自己的碳粉传送器以10万美元的价钱卖给了西联电报公司，对于一位年轻的发明家来说，这当然是一笔不菲的收入，但相比于这项发明之后带来的巨大财富，这点钱只能算九牛一毛。令人奇怪的是，爱迪生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要求：将他的报酬分17年，每年6 000美元支付给他，多出来的钱由利息支付。原来他是担心如果一下子把钱都给他，他会很快地挥霍干净。

接下来，爱迪生开始着手为他的电话研发更好的电话接收器。从1877年3月开始，他进行了一系列实验来寻找更好的接收器设计方案，其中许多设计都用到了被爱迪生称作电磁发生器的东西，它的主体是一个可以用曲柄摇动的浸过苛性钠的圆柱形白粉筒，一个电磁臂通过弹簧紧紧固定在圆筒上，当电磁臂通电时就会震动，并在白粉筒上留下图案。7月时，爱迪生安装完成了一个扬声器，扬声器中连接有突起撞针的弹片对着一张蜡纸，之后蜡纸又被换成股票报价机上用的脊型带。1877年7月18日的晚上，爱迪生与工人们在夜色中共进了晚餐，这些工人们已经习惯了长时间工作。晚餐后，他们摆弄着自己制造的隔膜片，突然，爱迪生脑海中闪过一个新的想法：他意识到自己可以轻松地记录声音，并使记录的声音回放。

爱迪生最先想到的是他将会制造出一台远远超过贝尔电话的，更有用、更富有商业潜力的机器。至少，电话与电报是在用几乎相同的方式传递信号：一个公司的员工可以不再用莫尔斯电码而是用口头说话的方式传递信息，但最后接收信息的一方还是要把信息记录在纸上。爱迪生意识到一个更加实用的设备可以自动记录语音信息。他自己回忆起自己做的一个玩具：通过电话隔膜片的声音震动带动一个小皮轮，从而使一个纸人锯木头。“如果有人喊：‘玛丽有一只小羊羔’或是其他什么话，纸人就会开始锯木头。”他解释道。

尽管爱迪生的接收器能够非常完美地重现声音，但是把它应用到电话上还不切实际。它能够在实验室的条件下很好地接收到声音，但是一旦进行长距离通话，它接收到的声音还是不够清晰。

因此，爱迪生又回到之前按压式声音回放机的想法上。1877年6月，经过多次尝试，他在笔记中提出运用“铜或其他金属薄片”代替脊型带会使设备在回放声音时增加被重现人声的锐度和音量。然而，直到11月，爱迪生才详细描述了他最具商业潜力的项目：声音回放机，一旦有了它，就能够记录并重现贝尔电话里的所有声音。

爱迪生没有察觉到他的新发明将会改变世界。

商业化完败的留声机

他脑子里正构思的是一个十分巧妙的装置。这个新发明是“表面有细小凹槽被锡箔包裹的圆筒，它可以敏锐地接收和记录隔膜片的移动”。圆筒与曲柄相连，可以通过摇动曲柄使其转动。构思完成后，他对制造工作采取计件付酬，每做出一件就多支付18美元。这对每一位工作室里的工人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如果做不出合格的机器，工人仍旧可以领到照常的工资，但如果他成功了，将会获得额外的18美元奖励。爱迪生之所以愿意这样定下协议，是因为他对自己设计的设备能否制造出来不抱信心。

一个名叫约翰·克鲁齐（John Kruesi）的工人接下了这项工作，但显然刚开始时，他对自己做的这个东西有什么用途毫不知情。在快完工的时候，他问爱迪生这到底是什么。而当爱迪生告诉他这个东西“可以记录人们的谈话，并且可以把之前的谈话回放出来”时，克鲁齐却认为这太荒谬了。

最终，设备被成功制作出来了，它有两个被分别装在与圆筒相对的长轴上，并同时连接到一个撞针的隔膜片，工作效果令人震惊。1877年12月6日，爱迪生一边摇着手柄，一边对着一个隔膜片唱“玛丽有一只小羊羔”。之后，他往回摇动手柄到最初开始的位置，并从圆筒边移走那个有隔膜片的长轴，然后换上新的有隔膜片的长轴。当爱迪生再一次摇动手柄的时候，他刚才唱的歌清晰地回放了出来。“这是我一生中最惊讶的时刻，”他说道，“每一个人都目瞪口呆。”

12月7日的早上，爱迪生与他的商业伙伴查尔斯·巴彻勒（Charles Batchelor）带着新发明的留声机从门罗公园的工作室出发前往位于纽约的《科学美国》杂志（Scientific American）办公室。在那里，他向杂志主编艾尔弗雷德·比奇（Alfred Beach）和其他员工隆重介绍了他的新发明。据爱迪生自己描述，当时成群的人围在比奇的办公桌周围，人多到简直要把地板压塌。在留声机安装完毕后，就像之前在工作室演示的那样，他一边摇动手柄一边向留声机说话，然后用手柄把圆筒摇回之前开始的地方，换上新的隔膜片，再摇动手柄，刚才说的话就被重放出来了。在场的所有人都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很多人认为爱迪生展示的不过是雕虫小技，是用他高超的腹语实现的。第二天一早的报纸还用怀疑的口吻报道了这件事。但两天后，爱迪生就为他的留声机申请了专利。

《科学美国》杂志在1877年12月22日刊登了题为《留声机》的文章，这为爱迪生带来了他从未追求和期望过的东西：名声。之后，该地区大批主流报纸的记者们向爱迪生门罗公园的工作室涌来，爱迪生十分友好地接受了他们的采访。

尽管爱迪生是一个直言不讳的人，但他十分耐心友善地回答了记者的所有问题，这使他看起来更像一个平民英雄。尽管有些人认为他有某种魔力，但很多推崇勤奋拼搏的人对他赞赏有加。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称他为“门罗公园的魔法师”。爱迪生认识到他的留声机拥有巨大的利用价值，一定会逐渐发展壮大，并在他年老时给予资金上的支持。《北美评论》杂志（North American Review）于1878年6月刊登了爱迪生题为《留声机和它的未来》的文章。文中，作者对留声机的发展进行了展望，认为许多想法都会变成现实，比如不用速记员就可以完成的笔录，为盲人设计留声图书，听音乐，保存家人的声音来留念，可以发声报时的钟表，将伟人的演讲保存下来，记录老师上课的内容，为电话做永久的传输记录。然而，当爱迪生沉浸在突如其来的美名中时，他不知道自己将会再一次面临发明创造商业化的失败。

爱迪生最初制成的锡箔留声机只是实验品，与可推广实用性的差距还很大。它需要完美的人工配合才能工作：锡箔必须以合适的松紧程度裹在圆筒上，这样撞针才会在上面留下足够深的印记而不致将锡纸撕裂。操作者必须在匀速摇动手柄的同时喊出要说的话，最多可以记录10秒。之后，要把圆筒摇回到原处，把新换上的撞针放到之前那个撞针开始记录的同一位置。然后操作者还需要按与之前记录时相同的速度匀速摇动圆筒，如此回放的声音才会清晰准确。

除了操作极其复杂之外，每个用来记录的锡箔纸用不了几次就需要更换。

爱迪生听力不好，也不喜欢听音乐，因此在设计初期，他没有想到留声机会在人们的家庭娱乐领域大展身手。他以为自己的发明会作为商业录音机发挥商业价值。但1878年1月，爱迪生在与包括报商尤赖亚·佩因特（Uriah Painter）、贝尔的岳父加德纳·哈伯德（Gardner Hubbard）在内的一群风险投资家商谈之后，同意成立爱迪生留声机公司，主要经营娃娃、小火车和小鸟等可以发出声音的内置留声机玩具。爱迪生把制造和销售的环节都外包了出去，通过收取专利费来为将来的发明积累经费。

投资家们提前付给爱迪生1万美元，让他根据市场的需要对发明进行改进。一旦产品开始销售，他还能从净收益中抽取20%的专利费。爱迪生留声机公司非常清楚他们需要继续挖掘留声机的商业潜力来拓展业务，因此，他们聘请了在提供演讲服务方面非常著名的雷德帕思演讲学会（Redpath Lyceum Bureau）为他们安排留声机的全国巡展。雷德帕思演讲学会在各大游戏厅和娱乐中心展出了500多个留声机，在这些地方，游客们只要支付很少的费用就可以看到表演者用留声机播放一些时长约一分半的小歌曲或笑话。起初，人们疯狂地涌向这些展览，这些展览给爱迪生带来了总计1 800美元的专利费。但几个月之后，人们的热情消退，逐渐失去了对留声机的兴趣。

爱迪生则继续对其发明进行再创造。他试着将圆筒与蒸汽机相连，以极大提升留声机还原声音的保真度和音量。当然，普通的消费者不会喜欢把蒸汽机摆在家里，所以爱迪生又尝试用钟表的发条原理为圆筒的转动提供动力。钟表的发条原理确实可以解决持续旋转的问题，但即便采用这一设计，使用者还是需要保证每分钟圆筒转动120圈来实现完美的声音回放。经过无数次的实验和失败，爱迪生发现用铜纸代替锡纸包在圆筒外可以提高录音的音量。

爱迪生始终认为他的发明将会被作为录音机使用，沿着这个思路，他和他的助手们不断对机器进行改造。考虑到在办公室里使用留声机时不能对着它大声嚷嚷，爱迪生必须寻找其他方法来保证声音回放的质量。终于，他想到用一个阀门来控制空气与一个大型隔膜片共振，从而使回放声音变大。

但爱迪生留声机公司的投资者们希望看到他们的投资回报，开始催促爱迪生为商业留声机进入市场做好准备。为了安抚他们，爱迪生同意先制造500个最多录40个单词的小型廉价留声机模型机。小型留声机的模型机在1878年4月正式上市，在大型留声机制成前，它只作为新奇的小玩意儿简单地向大家展示留声机是怎么工作的。

就在小型留声机上市之前，爱迪生接受了来自《纽约太阳报》（New York Sun）名叫阿莫斯·卡明斯（Amos Cummings）的记者的采访。卡明斯早在一个月前就向爱迪生提出了采访请求，他对爱迪生日益高涨的名声十分感兴趣。爱迪生答应了他，但之后采访几经推迟，最后爱迪生在门罗公园接受了他的采访。采访文章于1878年2月22日上报，把爱迪生描绘得如同神话，说他“年仅31岁，却推动了全世界进步”。这篇文章改变了爱迪生的生活。当时，大家无法搞明白爱迪生留声机的复杂原理和构造，都把他当百老汇大明星一样追捧——这和爱迪生喜欢取悦他的追随者也有一定的关系。

然而，爱迪生新获得的名声并没有给他的留声机生意带来帮助。所有的免费宣传和对留声机的热闹演示仿佛确保了留声机的商业成功，但爱迪生留声机公司没有对其还未上市产品所激起的消费者浓厚兴趣做充分的准备。

当时，留声机几乎还没有什么“像模像样”的竞争者。爱迪生拥有对所有展品改进完善所需要的资源：资金、原材料，以及一群对他最终产品翘首企盼的消费者。但即使拥有这些有利条件，爱迪生还是没能兑现他的承诺。

小型留声机既没有那么可靠和实用，也没有达到爱迪生的投资者们的销售预期。截止1878年5月，公司共卖出46台展览模型机，爱迪生赚取了461美元的专利费。与此同时，在爱迪生实验室工作的五位员工正努力尝试制造爱迪生承诺的全尺寸留声机，但他们最后还是没有能造出一台既可靠又实惠的留声机。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爱迪生继续钻研如何改进留声机，他想到可以用蜡质的圆盘做记录载体。但新的发现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随着撞针渐渐向平的蜡盘的中心旋转，声音会失真扭曲。除此之外，如何制造出便宜的记录盘也不容忽视。他研究得越多，越觉得留声机成为未来高端商业机器的梦想是不现实的。

许多其他的干扰因素也加大了完成这项任务的难度。留声机的发明仅仅是爱迪生在电报领域研究的小分支。很快，他在工作室的研究工作又恢复到从前的样子：疯狂、漫无目的地捣鼓着各种东西。到了1878年中期，爱迪生将他的注意力转移到民用助听器上。从那时起，他开始尝试设计一个扩音器来取代医用听诊器。很可惜，他的这些发明最终都没能出现在市场上。截止这一年年底，爱迪生赚到了总额1 031.91美元的专利费，这些钱大部分来自之前的展览。并且，他又有了一个首要兴趣：电灯。

传记作家马修·约瑟夫森（Matthew Josephson）目睹了爱迪生在电报发明商业化上的失败后写道：“爱迪生没有明确意识到的是，决定一项新发明商业化的成败与否，或一个领域技术掌控数量的多少，不在于产品本身的价值和实用性，而在于铁路与电报行业两巨头：古尔德和范德比尔特之间的竞争谁赢谁输。”

1878年年末，实业家威廉·范德比尔特（William Vanderbilt）和他的朋友出资5万美元以开发实用性电灯，这使爱迪生坚定地将研究重心从电报领域转向了电灯。

据爱迪生描述，几年前在纽瓦克的时候，当地煤气供应部门曾因为他无法缴费而威胁要拆掉他的气表并停止供气，经过这次小挫折之后，爱迪生就开始尝试做一些有关电灯的实验。1878年9月，他参观了位于康涅狄格州安索尼亚市的威廉·华莱士（William Wallace）的工作室，威廉·华莱士也是著名的华莱士与儿子铜厂的老板。之后，他重新激发起对白炽灯的兴趣。华莱士和发明家摩西·法默（Moses Farmer）发明了一台强有力的电磁发电机点亮了八盏电弧灯，这就是早期还不稳定的电灯雏形。

这次参观给了爱迪生灵感，他开始设想比单一灯光源更庞大的东西。尽管还没有发明出白炽灯泡，但他已经展望了未来能够为每个家庭的电灯供电的能量网，麦克唐纳在多年后提出了与此想法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州级高速公路网络构想。

在实现自己的展望并推进现代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彻底变革的同时，爱迪生还完善了当代的工匠模式。不同于留声机，电灯泡并不是爱迪生一个人在实验室独立完成，而是由一群人的多个发明共同组合而成的，这群人也构成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研究团队。

尽管爱迪生比其他发明家更具创造性地改进了工作模式，他还是用了非常传统的方式进行管理运作。他雇用了两三个信得过的助手和一帮技艺纯熟的机械工来将他脑袋里的想法变成现实。但在之后几年里，他开始挑选不同类型的员工来帮助他进行电灯实验。这些新员工不仅是100%遵照老板指令工作的能干的帮手，更是对车间里的实验有着各自思想和方法的技艺高超的专家。在这些员工里不乏化学家，玻璃吹制技师甚至取得物理学研究生学历的数学家。当然，爱迪生是整个研究的掌舵者。

沿着之前的方法，爱迪生的研究不断深入，他也渐渐意识到在电灯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需要更多的思想激荡和合作，仅靠一己之力是远远不够的。

又过了10年，爱迪生才重新开始关注他的留声机市场。1878—1887年，当爱迪生专注于其他发明时，留声机已经较最初的锡箔圆筒型有了很大进步。爱迪生在很长的时间之后才为他最初的锡箔留声机申请专利，这使很多人可以不支付他专利费就改进这项技术，在这些人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亚历山大·贝尔，正是他的沃尔特实验室改进了蜡筒技术而大大提高了声音回放的准确度。

1887年，美国留声机公司推出了一款在圆筒外表涂上耐用的蜡，而非之前易碎的锡箔的留声机。实际上，几年前用自己的电话发明赢过爱迪生的贝尔正是创造它的三个发明家之一，这刺激了天性好强的爱迪生重新投入他之前的标志性发明中，又一次开始改进留声机。

1888年3月，美国留声机公司联系到爱迪生，提出与他的留声机公司合并的方案，爱迪生将掌管公司全部贝尔参与设计的留声机（以下简称贝尔式留声机），并可以对留声机做出任何他认为合适的改进。公司的战略很清楚：通过宣传爱迪生是留声机的真正发明者，利用其名声提高贝尔式留声机的销量。可是爱迪生根本不买账，他回信道：“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与贝尔或他那十分落后的留声机有任何瓜葛。”

爱迪生在他开发团队的帮助下，加班加点赶制出自己的蜡质圆筒留声机，并说服投资者为留声机的生产和销售注入资金。但是，在1888年春天的早期巡回展示中，爱迪生的一名助手误把自己以为改进过的隔膜片替换掉了原先的隔膜片，用更尖细的撞针换掉了原来的记录撞针，但是他忘记同时更换重放撞针，这使得重放撞针比记录撞针更粗更钝，展示失败了。重放撞针粗到无法嵌进记录撞针刻出的凹槽里，留声机只能发出长长的“嘶嘶”声。

爱迪生再也没有机会成立他自己的留声机公司了。

最终，北美留声机公司的老板杰西·利平科特（Jesse Lippincott）挽救了爱迪生的新式留声机，答应销售他的新发明，利平科特同时也销售贝尔式留声机。爱迪生讨厌这样的安排，但他已经没有其他选择。最后，他还是坚持保留留声机制造的权利。

不幸的是，这样的安排仅为爱迪生解决了资金上的问题。之后，在试运营过程中制造的留声机被检测出有缺陷，被迫全部召回。爱迪生又发现利平科特与他的一位名叫埃兹拉·吉利兰（Ezra Gilliand）的员工私下订立协议，利平科特成立了一家同时销售爱迪生发明的留声机和贝尔式留声机的新公司，并用价值25万美元新公司的股份买断吉利兰手上的代理经销权。吉利兰又将一部分股票分给了爱迪生的律师。在事情都敲定后，利平科特才将此事告诉之前毫不知情的爱迪生。

爱迪生状告吉利兰和他律师欺骗了他，但被告人拿出了相关证据证明爱迪生准许他们全权代理经销，因此除了受到道义上的谴责，他们不会遭到任何法律的制裁。爱迪生之后切断了与吉利兰的所有联系，也切断了依靠留声机发财的最后一丝希望——就在这件事发生时，吉利兰正在筹备建立一家新公司，将留声机作为一款娱乐设备推向市场。

1892年，留声机在娱乐领域的成功已远远超过商业领域，它是五分钱娱乐场里面最受欢迎的项目，游客只要投币就可以听到音乐或者喜剧故事。

THE TINKERERS

工匠精神新思维

爱迪生之所以没能将其留声机成功推向市场并获取利润，是因为他的注意力太过集中于发明本身，这对他的发明顺利地从实验室进入现实世界没有任何保证，也起不了特别大的帮助。尽管他才华出众、远近闻名，但这位特立独行的天才只专注于如何把东西发明出来，忽略了这些发明要采取怎样的“手段”才能获取商业价值。

事物都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大多数工匠就是这样发明新东西的。你要怎样为你的好奇心带来价值？你要怎样梳理思路来进行实验？在一个管制体系下，自由的思想交流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爱迪生有超凡的创造力、与生俱来的聪明才智和坚韧倔强的意志品质，这些使他并不太认同他的好朋友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观点，后者认为爱迪生或者其他人的创造都能够实现系统化地大批量生产。

爱迪生在门罗公园的工作室本身也是一项创新，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企业智库。尽管爱迪生不擅长为他独特的优秀研发活动筹集经费，但这个模式本身就对美国企业的发展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

兰德公司的致命错误

在那片开启了美国核时代的蘑菇云之下，爱迪生定义的“工匠集团”进入了下一个新阶段。1945年7月16日，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们带着畏惧和欢乐注视着他们研制的原子弹照亮了新墨西哥阿拉莫戈多市上方的天穹。截至同年的10月，美国已经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放了两颗原子弹，使无数平民致残或丧生。

1946年3月1日，作为最有名的智囊团，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进行了特许注册。兰德（RAND）是英文“研究”和“开发”两词的缩写结合，它的创立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明显带有保密、军用和分析性的色彩。兰德公司由空军五星上将亨利·哈里·阿诺德（Henry Harley Arnold）和前空军试飞员富兰克林·科尔博姆（Franklin Collbohm）建立。兰德公司致力于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高级军事智囊来生产新式武器、制定战略，从而在国际层面保障国家利益。

然而，对和平的追求使兰德公司将最具创新性的方法投入工匠产业中。1950年，在冷战的早期阵痛中，兰德的分析员们开始着手编制人类行为，将它纳入一系列数学公式和方程中。他们的目的在于把战争中一系列的盲目攻击转化成一个复杂的资产组合，其中包括用于减少人力资本损失（特别是美国人力资本损失）的战略和方针。

博弈论是开端。匈牙利数学家约翰·冯·诺伊曼发展了博弈论，建议把数学概率谜题运用于人类行为。诺伊曼的基本假设是：博弈参与者是理性的，因此对于任何问题他们都倾向于找到一个解决办法，或者理性结果。这个假设最初来源于18世纪的卡片游戏。

兰德公司被博弈论深深地吸引了，他们甚至雇用了冯·诺伊曼，把他的零和博弈原理应用于自己亟待解决的一系列问题。被兰德公司青睐的经典博弈论游戏是囚徒困境。

想象一下：两个人因为涉嫌盗窃了珍贵的钻石被捕。警察将他们分开拘禁，以防止他们互相串通。警察分别告诉他们：如果你坦白钻石的匿藏地点，你只需在监狱里待6个月。如果你拒绝坦白，就会被判处10年监禁。如果你们两人都坦白，每个人会被判处2年监禁。当然，如果你们都不坦白，并且找不到钻石，那么你们都会被无罪释放。

囚徒困境很好地解释了长期以来困扰美国的军备竞赛问题。兰德公司的研究员们变得非常痴迷于一种行为：囚徒坦白，或者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叛变。不幸的是，当他们因囚徒困境质疑测试对象时，答案更多地揭示了被询问者的政治期望，而不是预测可能的游戏结果。

自由党对他们的同僚拥有更多的信赖，所以他们会更多地预想两个囚徒之间的信任度。而保守党常常视自身为叛逃者，当关注人性本质时，他们更倾向于聚焦自身利益并相信自力更生。

到1950年，兰德公司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舍弃了博弈论，不再把作它为国家安全政策的指导原则。兰德公司认为：对于囚徒困境，不存在一个正确的解决办法。20世纪40年代中期，兰德公司开始寻找新的聚焦点，转向于关注一种自卫性战略方针。这种战略促使我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一批工匠中的一员。托马斯·爱迪生组织了一批助理和工程师来帮助自己设想这个世界：它不是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一张空画布。在这张画布上，一个大师级的工匠可以展现他对未来的设计。

兰德公司把它的创新步骤定义为“系统分析”，这是在1947年由一位叫埃德·帕克森（Ed Paxson）的工程师创造的。帕克森曾经是美军的科学顾问，他非常热衷于博弈论，并期望将其思想直接用于战争过程。受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运筹研究的启发，帕克森开始把美国的防御政策从统计资料和死板的数据中解放出来。在他看来，这些传统的方法牵绊了政策的发展。

运筹学研究的目标在于判定美国的可利用资源能承受多大程度的毁坏，以及军事计划以何种有效性来达到损失最小化。战斗机应该在什么海拔的高度飞行？要实现一个特定的目标，需要多少投入？数学在实现这些以数据作为基础的目标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系统分析与博弈论不同，具有典型的美国风格。系统分析首先会反映国家期望未来有什么收获以及如何得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而不是依赖现有的数据去探寻对国家现有防御问题的解决办法。亚历克斯·阿贝拉（Alex Abella）在他关于兰德公司的著作《兰德公司与美国的崛起》（Soldiers of Reason）中解释了这一观点：“系统分析改变了最初的提问并且提出了这些问题：我们想摧毁多少个敌方工厂？这些工厂是什么类型的?它们是如何防御自身的？为了完成我们的目标，什么才是最佳路线？使用什么类型的飞机？什么类型的有效载荷？”

尽管运筹学研究关注寻找新方法来改善并合理化现有的系统，但系统分析利用了今天现有的知识并加以创新，直到它创造了将来可能的问题，并且由设计出的各种系统来相应地解决这些问题。

运筹学研究简单说来就是一个人尽最大努力做好能做的任何事。系统分析强调扩大选择，哪怕这些选择根本不存在。从本质上讲，它是一种对梦想的许可。梦想一个民主的国度，她可以使自然的意志屈服从而实现自己的心愿，而不仅仅是梦想着毁灭美国的敌人。

这种概念听起来有点好大喜功，但事实却是它相当具有可行性。事实上，在经典的兰德范式中，梦想的过程本身就浸淫在数学和方法论中。想象中的项目被分类、估量并进行成本分析，就好像它们是真实存在的一样。如果一架新战斗机是方程的一部分，那么系统分析将决定它能飞多快、建造它需要多少成本、它能飞多远以及它要消耗多少燃料。

受到1949年苏联原子弹爆炸的刺激，美国空军开始计划先发制人。美军任命埃德·帕克森为这个计划创造一种合适的导弹。

帕克森的方案既有创造性又令人沮丧，在无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为了研发一种“战争科学”，他开始编辑整理关于空爆能效的细节资料，资料中包含的数据的规模如此之庞大，以至于兰德不得不研发出早期的计算机来管理这些结果数据。

为了解决此类难题，帕克森在兰德公司的数据库创造了一种战争模拟情境，让空军和海军部队的飞行员可以在真实战场的影片中练习操作他们的飞行器。1950年，帕克森的结果报告《战略轰炸飞机系统的比较》最终揭示了系统分析的创新根源。

毫无疑问的是，兰德公司这种系统分析的方法有一个致命的错误，它把美国的工匠们带入了深渊。兰德所谓的被用于“理性防御”的“理性方法”（核弹头的大量囤积），改变了美国在20世纪中期的反击政策，也造成了20世纪60年代对越南问题的错误回应。

尽管兰德把关于保卫和平的提议描述成“具有现实性”，但事实上这些提议非常悲观。这是因为通过世界政治的最差情景分析，系统分析看起来比较倾向于在极端和预警性措施上给出指导建议，从而保卫和平。

艾森豪威尔总统，一个共和党人，在1961年1月的告别演说中警示“军工复合体”的“难以寻找根据的影响”。在1960年的总统大选中，民主党人约翰·肯尼迪利用兰德研究员收集编撰的信息来为自己打败理查德·尼克松助一臂之力。

就在几年前，艾森豪威尔的调查显示兰德公司的报告是建立在错误的数据之上的。然而这不值得一提，因为新上任的肯尼迪是兰德公司“理性方法”的推崇者，是知识分子精英的典型。

肯尼迪就职后立即任命了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作为时他的新国防部长。虽然麦克纳马拉不是兰德公司的一员，但他在解决问题时显示出的优秀的数字化特点，完美地与兰德人的世界观相契合。他的这套本事是在之前担任福特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时磨炼出来的。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为柯蒂斯·李梅将军执行统计分析。这位将军就是后来兰德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一进入肯尼迪内阁，麦克纳马拉就雇用了查尔斯·希契（Charles Hitch）——兰德经济部门主任、《核时代国防开支的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Defense Spending in the Nuclear Age）的作者，作为自己的代理人。

上任伊始的国防部长及其优秀的幕僚们很快就开始根据他们对未来战争形势的判断对国防部做出了部署和调整。空军规模大幅缩减而海军在极地的潜水艇工程找到了新的关注点和资源。这些决策做得节俭、高效且极具灵活性。同时，幕僚们养成的漫不经心的自信心也冒犯了完备的军队。紧随而来的是1961年4月灾难性的猪湾事件。这是在肯尼迪政权早期，由艾森豪威尔计划并由麦克纳马拉批准的。在这次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培养的古巴人企图颠覆卡斯特罗政权的行动失败之后，麦克纳马拉得出这样的结论：“政府永远不应该挑起某件事，除非有能力结束它，或者政府愿意面对失败的后果。”

1962年10月，凭借运气侥幸解决了古巴核弹危机之后，麦克纳马拉提出在入侵古巴之前，美国解除其在土耳其安置的核弹的建议，促使苏联秘密地撤除在古巴的核弹布置。这个年轻并缺乏经验的国防部长加足马力，将系统分析的执行作为战争的基本工具。在1962年4月第一次访问越南之后，麦克纳马拉谈道：“我们的每一个量化分析都显示我们正要赢得这场战争。”根据他的统计数据，这场战争将在未来的三到四年内结束。

到1967年被约翰逊总统解职之时，麦克纳马拉的幻想彻底破灭。在见证了无数美国人战死越南的事实之后，他开始确信这场战争是徒劳的，直到几十年后，他才公开承认了这一观点。麦克纳马拉把理性的、充满智慧并且富有创新性的方法用在越南战场上，却对血淋淋的伤亡束手无策。

自由思想曾使得美国的创新非常深入人心。然而，兰德公司以一种冷漠、不分是非的固执代替了这种思想过程。兰德的分析员们决心要进行群体性改革，却仅仅在群体性转变上取得了成功。在它激进的方法中，兰德泯灭了人类的本性——想象力，并且催生助长了美国桀骜不驯的个人主义。

团队协调性的创新观念要想重新展现时代精神，必然要经历几十年的时间。在新的迭代中，个体工匠的价值被给予新的关注。纳森·梅尔沃德（Nathan Myhrvold）把这种理念变成现实中的微软，而他将会带来新的更具创造性的方法。

[1] 介绍 Y Combinator 创业历史的畅销书《YC创业营》的作者。——编者注

工匠过程的标准化或商业化已经不是新理念了，爱迪生在创建他的第一间实验室的时候就产生过这种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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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的紧迫需求创造出工匠如何促进发展经济的新理念。那些专注于初期创业投资的风险投资公司会把重点放在现有的公司上，这是脱离直接资助工匠的关键一步。

2000年，纳森·梅尔沃德通过创建高智公司（Intellectual Ventures）来填补工匠发展的缺口。他认为高智公司是世界上第一个“资助新发明”的公司。对于梅尔沃德来说，微软前任首席技术官以及竭尽全力满足自己各项兴趣的富豪的身份会让他声名大噪。

梅尔沃德努力通过高智公司来搭建桥梁，缩短创意和实现创意之间的距离。这家公司正如它的创建者梅尔沃德所言：“是对发明产品的投资，所以我们要么进行自己的创造，要么投资别人的创造。不论选择哪种方式，我们都与发明的过程紧密相关。”

高智公司的运行模式听起来有点像传统的风险投资公司，但实际上却有很大区别。这家公司会从那些对投资创新产品有兴趣的大型公司那里募集资金。在过去的10年中，它已经从声名显赫的大公司累积募集了超过50亿美元的资金。这些大公司既包括科技行业的微软、英特尔、苹果、SAP、英伟达、eBay和索尼，也包括查尔斯河风险投资公司（Charles River Ventures）这样的投资公司。但是高智公司并不把资金用于投资前景光明的初创项目，而是雇用了大量的高智能人才，其中大多数是生物工艺学家、物理学家和工程学家。他们针对商品提出新的想法并把这些想法专利化。然后高智公司就会向有兴趣的公司兜售这些专利并进行授权。高智公司如今拥有800名员工和世界第七大专利组合，已经成为该领域的掌权者。

但最大的问题在于高智公司是否代表了创新的未来。梅尔沃德利用该公司保护发明家的利益不受大企业利益的侵害，一些评论家认为他要求大企业支付相应的费用。

当和梅尔沃德谈论高智公司的时候，你会很快感觉到这是工匠时代的下一个阶段。工匠生活在一个伟大而不同寻常的幸福世界。

微软前CTO的工匠人生

1959年，梅尔沃德出生并成长于加利福尼亚的圣塔莫尼卡。他的母亲是一位教师。他14岁就高中毕业，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学习，获得了数学学士学位、地球物理和空间物理硕士学位。23岁的时候，他又在普林斯顿大学取得了数学经济学学士学位和理论物理学博士学位。

梅尔沃德非常聪明，看起来并不像会被微软雇用的那类人。很多测试显示他是学术型人才，对于商业这类较凡俗的领域并不感兴趣。他在普林斯顿的论文题目《对曲线时空量子场理论的展望》完全展现了他的特点。梅尔沃德这样告诉我：“当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写我的理论物理毕业论文时，已经开始使用最早期的计算机，这甚至比IBM的个人计算机还要早。”

他使用过一种叫作Magic的早期文字加工软件，这种软件可以在微型计算机（个人计算机的先驱）上进行。20世纪80年代早期，当功能更加强大的个人计算机开始进入市场时，梅尔沃德开始编写科学软件。这些软件用于计算复杂的数学问题、创造数学概念的视觉模型。他所努力的方向和之后出现的沃尔弗拉姆的数学软件项目很相近。

梅尔沃德和他在普林斯顿的朋友们积极投身于计算机程序的编写中：在进入剑桥大学一年后他就向学校请假，并在1984年成为斯蒂芬·霍金指导的一名博士后研究员。然而，在他和朋友们设计自己的数学软件之前，大家认为需要构建操作系统，以把他们的软件集成到现有的计算机框架（比如DOS）中。

那些操作系统扩展构成了最早的Windows系统的基础。后来，他们建立了一家公司来销售自己的操作系统，梅尔沃德出任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正因为如此，他向剑桥大学请假的时间越来越长。为了能和朋友们待在一起，第二年他搬到了加州的伯克利，开始经营这家公司。公司致力于生产一种名为“Mondrian”的软件产品，它可以为DOS提供多任务化的环境。1986年，已经成立11年的微软意识到Mondrian是当时Windows系统里缺少的一个重要部分，于是购买了这家公司及其技术。

比尔·盖茨给了梅尔沃德工作，把他当作一个自己需要的卓越工匠。最终，梅尔沃德永远地放弃了在剑桥的事业。在微软最初的4年里，梅尔沃德跟着操作系统部门的史蒂夫·鲍尔默（Steve Ballmer）工作。10年里，梅尔沃德不断升职，成为微软的首席技术官。尽管从来没有受到过正式的计算机或工程训练，但他还是取得了这些成就。

虽然事业非常成功，但梅尔沃德总是把自己视为一个局外人。这种不受欢迎的、书呆子式的孩子才有的态度，常常恰到好处地帮助他尽情地追求自己真正感兴趣，而不是别人希望他做的事情。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开始创造，”梅尔沃德说，“我把很多东西拆开，再把它们重新组装回去。当然啦，最后总会有多余的零部件，我非常想知道这些部件该放到哪里。”

他对分子美食学，或者说“现代烹调”的探索，可以算作一个好例子。传统菜肴主要关注味觉和视觉，但分子美食学却深入研究在烹调过程中食材的化学和物理变化，尝试让这些问题得到和其他传统问题同样的关注。

在童年时代，梅尔沃德就是一名业余厨师。20世纪90年代早期，他在法国勃艮第的La Varenne厨师学校学习，那时他还受雇于微软。在那里，他深深地痴迷于真空低温烹饪法，这种方法把食物密封在不透气的塑料包裹里，长时间地浸在温度非常精确的热水中。这种方法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诞生了，却在20年后才因为可以完美地掌控烹调肉和鱼的温度而受到高级主厨们的欢迎——这意味着他们的菜肴将永远不会烹饪过度或者半生不熟。

2000年，40岁的梅尔沃德从微软退休。在之后的5年内，他在网络电子公告栏eGullet.org上记录了对真空低温烹饪法的烹饪体验。他将烹饪看作创新的另一种尝试，并且发现当时并没有关于真空低温烹饪法的英文书籍，因此他决定自己写一本。

2011年，梅尔沃德基于自己在烹饪实验室中的体验（这个实验室也是高智公司的一个分支机构），出版了一本叫《现代烹饪艺术》（Modernist Cuisine）的特殊食谱书。这本2 400页的书售价625美元，里面有各种食谱，包括碳酸果汁，外形如肉的西瓜，以及用小麦啤酒、硝酸钠和红色海藻提取出的明胶做成的奶酪通心粉。

决定从科学角度而非烹饪角度来研究烹饪后，梅尔沃德在高科技设备上投入了上百万美元，购买了一台高压灭菌器（通过高压蒸汽来消毒医疗设备）、一个旋转汽化器，以及一个百吨液压机。2007年，他成立了烹饪实验室，组建了一支由厨师、作家、摄影师、编辑和设计师组成的团队，一起实现他超乎寻常的食物科学工匠实验。

最终，他们完成了六册内容的制作，里面有梅尔沃德亲自拍摄的丰富图片，还取了奇特的标题（如“技术、设备和镀金盘的菜谱”）。这六册书包含了他们烹饪前沿的探索，也使得它们难以被业余厨师复制。他们代表了工匠的成就——不通过捷径、采取独特原则获得成功的典型例子。

在巅峰时期，梅尔沃德就是工匠中的佼佼者。他完全不在乎这些烹饪实验和书籍可能带来的市场潜力，而更在意从中释放自己，跟随内心对分子美食学进行极致理解。

他最早的工匠项目之一是组装一个电子放电机器系统（也称为EDM工具），通过一组电极产生火花来对物体进行塑形。在那个时候，诸如《大众科学》（Popular Science）和《大众机械》（Popular Mechanics）等杂志会畅想人们将来可以建造的有趣甚至危险的东西。“你可以做一些疯狂的东西。”梅尔沃德说。EDM工具就是其中一项，这个创意试图用极高电压电流产生的火花来雕刻或切割金属。他在9岁时就完成了这项设计。孩童时代的梅尔沃德就对电子非常感兴趣，因为它们看上去相对简单。“你所需要的只是一块焊铁和若干无线电广播设备零件。”他回忆道。

“我对许多事情都很感兴趣，”他说，“并不是因为我能做什么才去做，而是我的大脑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诱导着我去尝试。”

梅尔沃德说他一直都对科学感兴趣，更对那些可以直接构想的理论和数学感兴趣。“我在家做项目的样子更像是一个工匠，不论是奇怪的烹饪、电器，还是一个粒子加速器（当然这个对我来说工程量太大了，我只制作其中一部分）。我做项目时并没有预算，也没有工作室，但是自由自在。”

梅尔沃德补充道，他并不把工匠和发明当作同义词。“发明的有趣之处在于对高智慧（也就是你大脑的创造性）的追求以及创造和实际用途的结合，”他说，“所以你经常会进入这样一种状态，你的好创意促成了你的工匠精神和实验，而这些又反过来激发你的好创意。最终，你在这些反馈循环中获得了创造能力和工匠精神，并且这些东西将真正鼓励你产生更多想法。相应地，这些想法将会促使你去做更多事情。”

发明，高智公司的唯一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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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智公司并不生产任何东西。它会制造出发明创造的模型，但绝不会生产任何一个具体产品。梅尔沃德的理念就是构建一个创意工厂。

梅尔沃德用风险资本公司的概念类比他的工匠商店：“风投公司投资于成熟业务或者试验性业务。他们对可以迅速产生回报或者需要更多资金的事物感兴趣。他们期待你在见到他们之前就有了创意。但是我们不是这样，虽然我们也支持发明者在最初就有想法，但这完全不一样。”

风投公司的产出就是一家可以上市或者被收购的公司。梅尔沃德说高智公司的产出是发明以及发明所产生的专利。

梅尔沃德于2000年离开微软。在之后几年中他尝试了风投这个行业，也对一些初创公司进行了天使投资。然后，他偶然产生了直接投资于发明创造的想法。梅尔沃德认为，要么开一家几万元的风险投资公司，要么开第一家“资助发明”的公司。“当然，这取决于你怎么看它，”他说，“如果你将标准划得足够宽泛，那么爱迪生就做过这方面的尝试，因为他有一个发明实验室，从投资者那里募集资金专门投资于创新发明。”

当然，爱迪生并不投资其他人的发明。当时确实有各种发明家经常为他工作，最著名的有交流电之父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特斯拉声称他自己重新设计了爱迪生的低效直流发电机，却并未取得相应的报酬。18世纪80年代中期，他被自己的老板开除了。其他大多数发明家也都没有与爱迪生共事很久。“因为爱迪生的实验室只和他自己有关，”梅尔沃德说，“其他每个人都是去帮助这个伟人的。”

正如梅尔沃德所说，高智公司的成立主要是为了投资其自身和其他人的发明。“我已经足够成功了，我可以雇用一批人帮我实现我的想法，”他说，“这对我来说会很有趣，但是规模也不大。当然，大家确实实现了我的一些想法，但是我们还需要实现其他很多人的精彩创意。我们发现，这是唯一可以实现规模化并能真正改变世界的事情。”

这种方式需要高智公司招聘一些发明家，并不是为了获取他们已有的发明，而是为得到他们将来的发明。虽然公司接受发明家带来的已有发明，但按照梅尔沃德的想法，公司的主要目的是邀请发明家在公司里共同合作。在“发明研讨会”上，参与者通过对老问题和新问题进行头脑风暴来找到新的解决方法，或者某一个问题的答案。

梅尔沃德称，高智公司为“发明研讨会”中诞生的大约2 000个创意提出了专利申请，其中有些和治疗疟疾相关，包括一些对疟疾的新的诊断方法以及一个可以让疫苗在运输过程中不使用冰箱就保持冷冻状态的设备。“最激动人心的是一台用激光打蚊子的设备。”梅尔沃德说。

另一个引人瞩目的发明是一种新型核动力反应堆，可以将垃圾变为燃料。“这个发明在核领域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在几年后我们就可以做出一个原型。”他说。他将这个核反应堆视作一个长期的项目，至少不打算在两三年内投入生产。

按照梅尔沃德的说法，高智公司有大约100位高级发明家。其中7成是全职员工，另有3成是大学教授，还有超过十几位咨询师以及自己拥有公司的老板。另外，还包括一些退休的工匠和其他各种各样的人。梅尔沃德说：“与我们一起共事很重要的一点，是你并不需要把自己的所有智慧都绑在你当前的工作中。大多数公司都是为了获取员工的智慧，因此当你与公司签约时，公司会说你获得的任何成就都属于公司。虽然我们已经与这些公司进行过协商，但这种说法还是会阻碍他们与我们合作。”

梅尔沃德喜欢雇用对工匠极有兴趣的大学教授。他说大多数教授都习惯在有研究补助的条件下工作，虽然他们有许许多多研究，但很少涉及发明，因此他们渴望分享自己的发散性思维。“教授们从事的是一项研究问题的工作，”他说，“你可以获得一项诺贝尔奖并成为一个传奇人物，但也许从未能够发明一个东西。但你也可以去发现一个对整个世界非常重要的东西。”

他认为高智公司可以为这些教授提供在商业领域实验创意的机会，而且在美国资助发明是很“可悲的”。风投公司只希望将创意转换成商业机会。当然，有许多雇用工程师的科技公司，“但是，你什么时候见过有人名片上印着发明家的职位？基本上是没有的。”

在梅尔沃德看来，原因在于企业的主要兴趣还是开发一项产品，而不是实施某个创意。“他们会用‘研发’（r&D）这一术语来代表研究和开发，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小写的‘r’和一个大写的‘D’。他们在这过程中并没有提到代表发明的‘I’。”从企业的角度讲，工匠是一种对时间的极大浪费。

这部分是因为发明常常是一种颠覆性行为，是对现状的一种破坏。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就是在尝试破坏电话的发展，是对电话产业的一种颠覆。

工匠的本质就在于他们认为通过在已有事物上创造一些新的东西可以让事情变得更好。但是，梅尔沃德相信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创新，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由于发明具有风险性，超出了一般人的能力和工作范围，因此很少有人将其纳入一个标准公司组织架构中。

虽然科技社会中的每一个新的创意起初都是发明，但大多数人还是很少关心发明。风投公司愿意花钱在科技产业链的其他部分，却很少慷慨地把钱投给发明家，除非他们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发明能力。

梅尔沃德相信美国有意忽视有利于孕育工匠作品的非结构化环境。“美国人还继续在发明东西，”梅尔沃德说，“但相比之下，很多其他领域已经走向专业化了。”并不是企业开始讨厌工匠，而是工匠周围的其他东西在快速地成长。“你并不能说工匠精神消失了，但它确实被忽略了。”

跟迪恩·卡门一样，梅尔沃德相信正是各种各样的激励促使最聪明的年轻人成为了律师或者投资家。当然，一些工匠会继续跟随他们的激情，因为他们别无选择。梅尔沃德说，高智公司就是为这些勇敢的人提供慷慨赞助的。

梅尔沃德称他的公司目前已为发明家投入了3.15亿美元。“我们希望可以建立一个叫作‘发明投资’新商业模型。”他说。

是“工匠保镖”，不是“专利流氓”

有人为高智公司起了另一种称谓：专利流氓。专利流氓是一种对购买或获得专利权的定义，其目的在于单纯地鼓励专利的产生，并不投入制造或者利用这些专利生产产品。

梅尔沃德并不后悔对于自己公司大量专利组合的保护。“获得一项专利的过程对我们来说极其重要，如果没有专利，我们就不具有所有权，别人可以把它从我们手中拿走，”他说，“但我们没有必要开发这些专利。”梅尔沃德称专利归档工作比爱迪生时代更复杂、更烦琐，“所以我们需要许多人专注于这项工作。”

梅尔沃德对于专利的强调和重视是正确的。事实上，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就非常重视专利，在宪法版权和专利条款中授权给国会：“保障著作家和发明家对其著作和发明在限定期间内的专利权，以促进科学与实用技艺的发展。”

不幸的是，一些主流媒体和一些著名博客作家并不看好高智公司对于宪法权利的实践。美国国家公共电台2011年7月的新闻播出了《全面考虑》（All Things Considered），尖锐地指责高智公司出售专利给其他公司，称“这完全不创造任何价值”，而且高智公司还会反过来控告这些创造价值的公司。

批判的主要矛头指向高智公司拿走了投资者数百万的资金，包括微软等大型科技公司的钱，并大肆用于公司的专利组合。而高智公司有可能对一大群科技公司侵犯其专利权的行为提起控诉，这给硅谷的公司营造了一种紧张的气氛。

梅尔沃德接受了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的采访。当被电台的劳拉·辛迪尔（Laura Sydell）提问他是否是“专利流氓”时，他对质疑提出了反击。“这只是一个称谓，它的使用者是那些不喜欢他人拥有专利的人，”梅尔沃德回应，“我想你应该发现任何拥有他们专利的所有权的人都会被称为专利流氓。”

梅尔沃德继续解释道，高智公司的目的在于保护那些已经拥有“奇妙创意”的专利权、但却没有资金或法律意识去保护自己创意的发明家。梅尔沃德的公司会买下这些发明家的专利，并防止其他公司盗用他们的专利。

美国国家公共电台试图寻找一个叫克里斯·克劳福德（Chris Crawford）的专利所有者，他的专利被高智公司购买了。克劳福德在1988年获得了一个在线备份系统的专利，专利号为5771354。根据专利信息，该项发明能够让用户通过电话或因特网连接一个在线服务器，从而下载出租的软件、购买软件或者备份数据。虽然国家公共电台无法找到克劳福德，但工作人员确实了解到他已经卷入了一个专利诉讼案中，而高智公司不再拥有这项专利。

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后来了解到，高智公司已经将克劳福德的专利出售给了位于得州马歇尔市的奥希斯研究有限责任公司（Oasis Research）。辛迪尔拜访了这家公司，发现这家小公司并没有人。国家公共电台从而得出结论，认为这家奥希斯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专利流氓。2011年5月，奥希斯研究有限责任公司提交了针对甲骨文公司的专利侵害诉讼，控告这家科技巨头在其开发、营销、提供甲骨文在线互动式文档分享平台等产品服务的过程中侵犯了自己的六项专利。甲骨文随即在8月进行还击，在特拉华州联邦法院反诉奥希斯研究公司，希望法院判定这些专利是无效的。

为了判断专利的合法性，国家公共电台请专利专家M-Cam公司的大卫·马丁（David Martin）对此进行分析。马丁展示了当时正在处理的其他5 303件与克劳福德案相似的案件。很显然，美国专利局多年来对电脑软件相关的大量专利持观望态度。专利局认为软件更像书籍或杂志，其原始内容是有版权的，但却不是一项发明。

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马丁告诉国家公共电台，美国现有的专利中有30%是发明专利。比如，专利号为6080436的专利，其名称是“面包改造方法”。“所以，”马丁在广播中用讽刺的语气说，“吐司变成了一种改良过的面包产品。”在他看来，这种发明就和欺骗一样。

但是，在查阅发明家特伦斯·勒纳汉（Terrance Lenehan）整理的发明专利文档之后我发现，该专利在2000年6月27日获得授权。事实上，至少在传统意义上，该发明并不仅仅只是吐司或烤箱。该专利将发明细化为“通过将面包加热到华氏2 500～4 500度之间，对面包产品进行改造的一种方法。该面包产品需要在这一温度范围内保持3～90秒”。该专利还包括对实现这一过程的加热设备的描述，这一设备一般用于饭店或其他食品服务公司。事实上，勒纳汉获得了6229117号专利，因为他为改善的面包产品设计了微波炉。我不是对这一过程的价值或其潜在市场可行性进行评价，而是真的认为这和制作烤面包一样难。

事实上，关于高智公司拥有的专利及其购买专利的客户公司的相关问题并没有像国家公共电台描述的那样清晰。

比如，2011年8月，《福布斯》杂志以“欺骗诱饵”来形容和攻击梅尔沃德和他的公司。福布斯对高智公司的指责在于其募集和分配投资资本的方法，以及公司注册之后不佳的财务回报。文章特别指出，其出售专利的对象还包括高智公司的股东。

梅尔沃德通过开启一个名为“投资发明市场”的计划来回应这些控告。他在2010年5月《哈佛商业评论》的一篇长文中写道：“我相信发明将成为服务于新商业模型、流动市场和投资战略的高价值资产。”高智公司在过去10年取得的惊人成绩让我相信，如果将发明从制造环节独立出来并在足够的资金市场上单独发展，发明会像软件那样发挥更大的作用。”

虽然有《福布斯》的反对意见，但购买和销售专利看上去就是这种模式。事实上，这本商业杂志的主要驳斥点还在于高智公司并没有完全利用它的专利组合。

2008年，《纽约客》的马尔科姆·格拉德韦尔（Malcolm Gladwell）旁听了高智公司的一个会议，当时他正在写一篇关于新专利发展趋势的文章。该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自行组装领域的最新发展，会议的主持人，一位获得法律学位的电子工程师承认“虽然我们一开始是在讨论精炼的塑胶问题，最后话题却转向了鞋子，但无所谓”。会议讨论的话题包括微创外科手术，梅尔沃德在网络拍卖会上买来的一个旧的CAT扫描仪，以及“钨核子弹的特别属性”。

这并不是说高智公司的发明没有商业意义。梅尔沃德表示，试图将这些发明在其最佳的时候产业化是一种漫无目的的行为。

他还提出，电脑软件的出现使得工匠行为变得更加方便，工匠可以轻松地完成一些任务（如3D 电脑辅助设计）。现在几乎所有人都可以坐在他们的桌前，花几个小时完成以前需要一个团队的绘图员花费几天才能完成的任务。同时，智能工具还可以帮助实现计算机绘图，制作出设计的产品。

电脑仿真技术使得工匠们可以在创造出实物之前测试自己的创意，然后判断这个创意是否能够成功。如果你打算组装一台新型核反应堆模型，这个技术就会变得非常重要。高智公司拥有一台千倍处理能力的超级电脑，并安装了帮助开发核反应堆的软件。但梅尔沃德表示他们不会开发这种反应堆，因为如果他们不说出原因，就无法让别人相信他们是正确的，而这又非常昂贵、危险。

技术社会的发展也鼓励卓越工匠的出现。为了发明最先进的捕蚊灯，高智公司从eBay公司买下了许多电子产品。他们使用蓝光播放器发射激光，并用一台激光打印机的镜式电流计控制激光束。在没有激光打印机和蓝色二极管激光器的年代，用这种奇特的方式阻止昆虫传播类似疟疾的疾病非常困难。“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技术，”梅尔沃德说，“如果你是一名21世纪的工匠，那么你可以创造出让爱迪生都非常羡慕的东西。”

但工匠和发明依旧是极具风险的事情。高智公司尝试通过在尽可能多的领域搜集尽可能多的发明（当然是基于好想法的发明）来构建发明组合，以对冲这些风险。从概率上来说，的确会有一些发明比较糟糕，但并不是每一项发明都很糟糕。

高智公司赞助的发明主要有以下类型：医疗仪器，固态电器，能源解决方案（如更强大的电池）。“每一个领域都会有不同的力量驱动，也会有不同的发明家参与，但我们会对所有的这些领域进行管理。”梅尔沃德说。

高智公司大多数的项目中，最不同寻常的一点就是很少有虚拟的项目。几乎所有的发明都存在于现实世界中。公司并不会用自身资源投资电子商务模型。更确切地说，公司致力于解决一些诸如疟疾之类的大问题，尝试制造无碳排放的动力能源。

“我们努力解决最大的问题，这些问题大到目前还没有人能够解决，或者没有合适的人来做这些事情，”他说，“因为我们是独立的发明工厂，我们想要打破这些界限并产生真正的影响。”

然而从财务角度来说，高智公司和风投公司或私募机构的组织架构很像。高智公司从一些常规的渠道，如养老基金、大学捐赠或其他途径筹集资金。投资者一般在一定时间范围内买入基金，而高智公司从中抽取一定比例的利润。如果没有利润产生，高智公司就无利可图了。

梅尔沃德说公司目前运转顺利，尽管他也提醒发明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有耐心。高智公司在2010年以前的筹资额已达到近50亿美元，这笔钱将能使用很长一段时间。目前，公司已经使用了其中的10亿美元，并为投资者提供了相应的回报。

很显然，梅尔沃德将大部分问题都看作外在的有形问题，并不是拒绝虚拟的工匠行为。事实上，公司大多数的解决方案本质上都是高科技的，但他的世界观更接近实体的事物。

梅尔沃德是一个发明家，也是一个执行者。在实际工作中，他是一个善于合作的人，但也学习“伟人”托马斯·爱迪生的一些方法把事情做得更漂亮。坦诚地讲，由于梅尔沃德的有形发明以新奇的方式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他的形象也从此变得更好——这也难怪他会花如此大的力气去淡化自己收集专利的工作。他将如何向人们展示他收集的专利呢？这其中的目的还模棱两可。

换句话讲，物质世界中的发明最可能获得人们的注意。与一些虚拟和无形的发明（如金融）相比，那些如激光微波灭虫器和碳酸果汁的发明更容易被人津津乐道。因为它们更能吸引大众的兴趣，而且这类发明一般都不“模棱两可”，而是“好东西”。

相反地，虚拟的工匠行为就很难描述了，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很难指出发明出来的东西有何用处。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电脑的文件共享功能。对于数百万喜欢交换数字音乐、电视节目以及电影文件的用户来说，文件共享功能解决了用户数十年的一个大问题：如何去接触正在不断增长的文化知识。而在同一时期，文件共享功能也变成了许多世界版权所有者（主要是大型媒体公司）的灾难。

更复杂的是，虚拟工匠行为更多的是在合作的环境下，而不是靠个人的努力实现的。但是还有一个领域，其中一些奖励是可以补偿这些损失的，这个领域就是相互残杀的金融服务业，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华尔街。金融服务业的现实影响力确实是无穷的。

工匠从制造业转向金融业

英国科学作家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在2010年写下了一句流传甚广的话“思想的碰撞和融合带来文化的积累” ，在我们当前网络化的文化中，“不同思想混杂的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

如果他所言非虚，那么财务造假造成的经济低迷就成了一场名副其实的狂欢。很多美国文化的观察者都认为美国的文化是利己主义文化。如果我们能做的只是构建破坏性很强的高杠杆投资工具，那么我们也许走错了方向。

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到来，我们对于那些甚至连专家都无法完全理解的复杂的金融产品的依赖，表明美国已经不再是那个传统的工业制造强国。我们不再发明制造工具和机器，不顾国家的未来，只着迷于赚钱。

在奥巴马总统的首个任期中，他曾强调这种观点。他在2009年6月对乔治城大学的学生发表演讲时说：“我希望看到我们的国家中最优秀最聪明的人致力于发明创造。”

他的演讲让人们想起了制造业支撑经济发展的美好年代，他谴责了大量进口外国低价商品的行为。“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具创造力和创新性的国家，”奥巴马总统告诉有上百年历史的通用电气纽约斯克内克塔迪涡轮工厂的工人们，“我们有世界上生产力最高的工人。美国是发明家、梦想家、建设者和创作者的故乡。你们代表了那些不断做出技术突破和新发现的人，这些突破和发现不仅改善了我们的生活，也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这是毫无争议的，但他接下来的话则充满了防备心：“世界各地的人们卖给了美国人大量的东西，我们要改变这一现状。我们希望我们发明和建造的东西成为经济的驱动力。我们要回到托马斯·爱迪生的时代。我们要创造，我们要发明。”为了强调过去的美国比现在更好，生产力更高，奥巴马还补充道：“我希望像这样的工厂能够开遍美国。”

虽然有很多人提出质疑，但奥巴马鼓舞人心的话正是军心不稳的美国工人需要听到的。《财富》杂志的杰夫·科尔文（Geoff Colvin）也在2011年9月的专栏中指出，奥巴马的讲话过于简单甚至有些荒诞。事实上，美国的制造业在过去的10年里确实实现了快速增长，并且产值也有所提升。但坏消息是，由于生产制造过程变得更加精密，工人被自动化设备取代了。

根据这个逻辑，我们可以推测，未来的制造业并不能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受过良好教育以及特权阶层的人在10年前甚至更早就已经发现了这个事实，他们纷纷放弃实业投身金融业。美国最优秀的人不再愿意从事制造业的工作，他们将脑力投入了大量的概念当中。

工匠精神在金融界中很少被提及。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这是一种难以捉摸的最高层次的精神，并且最终会给很多无辜的旁观者带来经济上的损害，那些相信美国梦的人们最终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庞氏骗局。也就是说，在这里，工匠精神表现出的意义不够积极和正面。

在本书的定义中，工匠精神包括解决眼下遇到的任何问题，这样看来，金融工程作为美国当前社会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并不属于此类。毕竟，这些由美国最聪明的群体创造出来的复杂又神秘的银行产品和投资工具并不高尚——除非赚取大量金钱的欲望也能被称为高尚。

这类特殊的工匠精神也是有着明确的目的的，他们的目标就是消除金融市场的波动性。抵押担保债券（由大量的房屋抵押贷款组成的复杂的投资工具）构成的复杂的网络架构是经济危机的前奏，对于投资者来说，这只是“管理投资过程当中的风险”这一古老的问题的解决方案。

它之所以被认为是工匠精神，是因为它是一种颠覆性的力量。在金融危机之前，很多金融概念已经在市场上存在多年，但是它们从未被这样精确过。通过计算机技术和人们解决问题的热情带来的史无前例的精确性，那些非常聪明的人认为古老的金融风险问题在短期内已经被解决了。这也许是这种虚拟的工匠精神第一次在改变历史轨迹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BISTRO，全新的金融衍生品

美国的消费者在2008年下半年对“衍生品”这个词产生了深深的寒意。即使对于那些知名的评级机构的分析师来说，衍生品也显得过于复杂和难以理解。信用衍生品成为导致经济系统和金融价值走向崩溃的代表。

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首次知道了“信用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s）这个术语。在大众的理解当中，它并没有创造任何东西，但它和其他金融衍生品一样摧毁了巨大的价值，给美国经济和制造业带来创伤。

事实上，发明信用违约掉期的人一定是异常聪明且具有工匠精神的。它的发明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带来问题。

这一切都要从“摩根黑手党”说起。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摩根大通的银行家是华尔街最优秀的精英。在金融世界中，衍生品就相当于保险政策，这给这群银行家带来了巨大的智力挑战。很多其他行业的从业者纷纷转而投身金融业。但金融业和其他行业不同，它并不会给创新和工匠行为提供任何保护。金融工程师也不能为他们的发明申请专利，或阻止别人盗用他们的想法。

彼得·汉考克（Peter Hancock）是摩根大通一位充满野心的银行家，他来自英国，29岁就进入了衍生品部门。他曾经想做一个发明家，他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进入金融业之前，在牛津大学学习“科学”。他从事衍生品交易并不让人惊讶，因为衍生品在那个时候是一个新东西，构建和使用都非常复杂，一个年轻的、具有冒险风格的思维非常容易接受这些东西。作为衍生品部门的领导者，汉考克会在交易大厅中巡视，不断地去除那些他们团队称为“来自冥王星”的想法，因为这些想法艰深难懂，仿佛来自外太空。

当时，衍生品更像是一套理论而不是一种现象，包含了大量的创造和实验。虽然现在大家都知道衍生品，但在那个时候，衍生品作为一个让投资者能够将股票、债券、商品等多种资产的价值资本化的工具，还是非常新奇的——即使你没有实际拥有这些资产，也能够对其进行抛售。聪明的投资者发现，衍生品既可以对冲投资组合的风险，也可以承担更大的风险来获得巨额的收益。银行很喜欢这个新东西，因为它们可以有更多的东西出售并以此获利。年轻的金融奇才们也喜欢做衍生品，因为这是对智力的挑战，他们创造出更加难懂的排列组合，而对于任何不直接从事衍生品交易的人来说，这是无法理解的。

衍生品是两组人针对资产价格达成的一份合同。比如，股票的所有者如果认为股票的价格会跌，就能以当前的价格卖出。而衍生品的好处是，如果投资者认为股票价格会跌，他并不需要真正卖掉他的股票。签订了合同之后，如果股价真的下跌，股票会自动地被高价卖出。反之，若股价上涨，投资者仍然是股票的所有者。

投资者在并不拥有资产的情况下可以购买衍生品合同，这给经济带来了很多问题。投机者不需要拥有股票本身，只需借钱购买特定看涨股票或资产的衍生品。如果股价上升，就能够得到大量的回报。如果股价大幅度下跌（或者投机者误解了合同的内涵），就会欠下大笔的债务。

如果你仍然对这梦幻般的金融产品背后的工匠精神表示怀疑，试着了解孕育出这种产品的文化也许会让你对其有更深刻的理解。

尽管汉考克非常聪明，他仍然需要不断地在试验中学习。一开始，他重组了团队，使销售人员无须咨询交易人员便能够给出交易报价。接着，他请来一位社会学家评估摩根大通的企业文化。然后，他通过投票的方式找出整个公司中合作最紧密的部门，并建立了一个鼓励更多互动和分享的机制。他还在衍生品团队内设立了一个营销部门。营销毫无疑问是这个部门的职能之一，但他们更多地担任着新的结构性金融概念的孵化器的角色。

汉考克和他的同事对衍生品的思考是从1994年开始的，当时，摩根大通正在退出佛罗里达州的波卡拉顿市。他们想要解决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金融行业对创新的态度。因为金融界的创新（在这个通常抵制变革的行业当中，刺激公司快速增长的方法之一就是发明一种新的投资产品卖给银行的客户）很容易被竞争者复制，要抵制这种猖獗的盗窃行为就只能发明一种无法被复制的产品。这就意味着需要发明一种没有人能够理解，但是所有人都想要拥有的金融工具。

第二个问题是摩根大通面临的一个具体问题。这家传奇银行的股价遭遇了挫折，因为华尔街不喜欢他们的商业贷款行为。传统的商业贷款业务是一种关系型业务，而摩根大通的银行家们拥有行业中最好的关系网。这意味着他们可以授予任何人贷款，包括那些预期不能够获利的项目。这大大提高了摩根大通的风险。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这个问题变得非常棘手。

在全球衍生品业务高速增长的同时，汉考克把他的团队封闭在波卡拉顿的一家宾馆的会议室当中，试图提出一些新的创意来解决这些问题。会上大家踊跃发言，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将衍生品概念应用到信用贷款上的想法。贷款人到期不还贷款对银行来说一直是很大的风险。信贷衍生品（现在通常称为“信用违约掉期”）是在债券或贷款是否会违约上下赌注，这能够部分消除违约的负面效果。如果信用违约掉期的所有者赌对了，就算贷款违约，他也能获得相当高的收益。

在意识到商业贷款最终会给银行带来很高的收益后，摩根大通开始在华尔街大肆推销自己。但他们被监禁的亚洲债务人让一切都成为了泡影，这批贷款无法达到摩根大通对投资者承诺的20%的收益率。摩根大通还有很多此类的贷款，这使得它的风险呈指数级增长。

摩根大通既需要控制风险，也需要进入回报率更高的企业的资金。但是，它并不能终止那些长期合作客户的贷款。在一门建立在关系之上的生意中，银行无法承担过河拆桥的后果。

这就是汉考克和他手下一个聪明的年轻分析员发现的机会。这个分析员的名字叫威廉·德姆查克（William Demchak），如果金融行业中有工匠的话，他一定是其中一位。

在构建信贷衍生品准则时，彼得·汉考克扮演了大思想家的角色，而德姆查克则担任了技术人员的角色。汉考克让德姆查克领导投资者衍生品营销部门，他希望德姆查克能够团结整个团队实现愿景。各种衍生品的分支机构横跨摩根大通的伦敦和纽约办公室，员工中有毕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研究生，有纽约的交易员，也有一位在路易斯安那郊区成长，后来在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学习并得到奖学金的女士。

在信贷转型项目上，德姆查克最重要的同事名叫布莱思·马斯特斯（Blythe Masters）。这是一个年轻的英国金发女人，拥有剑桥大学经济学学位，爱好马术。马斯特斯最初在摩根大通伦敦办公室的大宗商品柜台工作，在波卡拉顿会议之后，她发现了新的机会。尽管当时二十多岁的她已经和一位年轻人结了婚，但她仍然选择搬到纽约，追逐她认为毕生难遇的机会。

马斯特斯后来在回忆时指出，摩根大通衍生品部门的环境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汉考克和德姆查克不鼓励独立作战、崇尚精英的投资银行文化，他们鼓励团队合作。马斯特斯善于持续为这个项目提供新的创意，她最喜欢的是管理层提倡的校园文化，在这个团队中创新比个人的成就更重要，尽管赚钱仍然是项目的原动力——这样的环境在金融界是绝无仅有的。

马斯特斯很快就成为一个信贷衍生品的说客。她会和同事探讨他们潜在的优势，热衷于就信贷衍生品战略的细微之处进行辩论。她头脑风暴的热情感染了整个团队。当埃克森公司1993年因“埃克森·瓦尔迪兹”号油轮泄漏可能面临50亿美元的罚款时，这家化石燃料行业巨头在摩根大通和巴克莱资本申请了48亿美元的贷款。1994年秋天，马斯特斯使欧洲开发银行相信她能够在不转让债权的情况下处理埃克森公司贷款的风险问题——虽然这会冒犯到埃克森这位摩根大通的长期合作客户。

1996年8月，美联储表示如果银行采用信贷衍生品抵消借贷风险，就可以适用更低的准备金率。这更刺激了摩根大通这样的银行，德姆查克和他的团队为此想尽办法创新。

德姆查克和马斯特斯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他们有了新想法：将信贷衍生品和资产证券化结合，创造出一种能够将贷款的风险以债券的形式转嫁给他人的新产品。这个新产品的名字叫作指数资产证券信托产品（Broad Index Secured Trust Offering， 简称BISTRO），旨在优化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降低某些贷款的风险。它将大量商业贷款捆绑后再作分割，从而将贷款与它们的风险隔离。通过将大量的贷款合并，并根据风险和收益级别分类，实现贷款与风险隔离是可能的。

德姆查克是结构性金融的专家，他把贷款以一种新的方式组织起来，使投资与具体的贷款之间不存在联系，而这个产品对于那些不愿将资金与具体的土地资产相关联的投资者很有吸引力。重新打包的风险会被卖给一个特设机构，由这个机构来发行债券。在论文中、电脑屏幕上，这些新产品在概念上看起来非常完美。德姆查克和他的团队发现了一个能够解决古老的金融问题——在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使风险最小化的方案。

1997年，德姆查克和马斯特斯花了大量的时间说服监管者和评级机构相信BISTRO是完美、无懈可击的。对于摩根大通的银行家来说，这是一个紧要关头——监管机构对BISTRO的支持对于摩根大通银行来说无疑是一场胜利。银行的贷款金额通常受到国际银行业规则的限制，而BISTRO能够让它们摆脱束缚。通常，它们需要按照贷款的一定比例存放准备金，以防止大规模违约的出现。在BISTRO通过将风险出售给他人消除了银行的违约风险后，它们将不再需要持有通常水平的准备金。

BISTRO在1997年12月发布，立刻受到了市场的追捧，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全部卖完。只要债券的价格相较于它所承担的风险更为低廉，投资者就乐于在信贷违约的风险上下注。BISTRO最大的客户是其他的银行和保险公司，摩根大通转移了97亿的信贷风险，得到了更多的资金来从事其他活动，彻底改变了公司的债务状况。

当然，信贷风险只是从会计条目上消失了。毕竟，摩根大通并没有停止给企业发放贷款。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就是它增加了债权流动，因为它在资金配置上面临更少的约束。此外，整个过程很少提及银行将钱借给谁以及这些公司违约的可能性。

事实上，如果BISTRO的故事就此结束，威廉·德姆查克、布莱思·马斯特斯和他们的同事的金融才华和创造性将是毫无争议的。毕竟，他们的工作就是发现给银行的员工和顾客赚钱的新方法。信用违约掉期只是一种创新的赚钱方式。

我认为很难否认BISTRO的创造是一个经典的美国工匠故事——它满足了所有工匠的标准。当一个大问题（过度的信贷风险）需要解决时，一群充满热情的奇才想要用现有的工具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并且，这对公共利益是有益的（至少在初期）。

“在金融工程中，BISTRO已经登峰造极。它是那么的美丽和优雅，让人窒息。”衍生品和风险管理的权威萨蒂亚吉特·达斯（Satyajit Das）在十年后与Portfolio.com网站的杰西·艾辛格（Jesse Eisinger）的一次谈话中说。但是，达斯也承认“从很多方面来看，摩根大通也创造出了弗兰肯斯坦的怪物[1]”。

说来奇怪，尽管最终造成了很多的不幸，BISTRO也许是最适合用来深入探究工匠精神的案例。工匠精神在当下并不要求目的的纯粹性。坦诚地说，如今的工匠精神再也没有几个世纪前那么明显了。在工业革命的阵痛当中，每一个技术创新都是鲜有征兆的，但又是人类不断改善所必需的。没人能够质疑电灯泡、照相机和汽车的价值，因为它们给人类加入了新的元素，戏剧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大多数的技术局限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都取得了突破。

工业时代的工匠精神也给我们带来了有害的副作用。污染、垃圾填埋场和温室效应渐渐破坏了我们对美好生活的想象，时刻提醒我们：人类的创造性在面对致命的困境时也是有局限的。

信用违约掉期市场也是符合传统的故事发展路线的：一群聪明并且手握大量资源的创新者迎难而上，说服他人重新对风险进行评估。这并不是说在这种金融形态下，赚钱不重要。对于很多人来说，赚钱是最根本的动机。但我们不能因为赚钱的动机否认其中所包含的工匠精神，他们的创造满足了交易双方的投资需求。

债务抵押债券（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s， 简称CDOs，简单地说就是信用违约掉期的另外一个版本）的出现，展现出了在没有社会约束下的工匠精神的力量。在紧随而至的2000年互联网泡沫中，早期的BISTRO交易让人们仍然对高额的投资回报抱有希望。摩根大通从创新中获得了空前的繁荣，其他金融机构也开始将它们的资源投入信贷衍生品市场当中。高盛、摩根士丹利和雷曼兄弟是最早的追随者，甚至连受传统业务约束的德意志银行都建立了信贷衍生品运营部，把它视作替代股票和债券产品成功打开美国市场的一个机会。

关于信用违约掉期，有一个问题不容忽视：利润下降才能激发人们的工匠精神，至少对于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是这样。现实情况是，信贷衍生品最初是由威廉·德姆查克和布莱思·马斯特斯发明和推出的，最终给银行和顾客都带来了好处。事实上，到现在为止情况还是如此。

对冲是经过实践证明有效的投资策略，当特定领域的经济崩溃时，它能够保护所有在那些领域中押注的投资者。信用违约掉期合同的两方都想拥有对方的资源，但他们都不想出售交易背后的信贷资产。很多完全合法的实体都选择在信用违约掉期上投资：出借人、客户，任何想要在不可预测的未来中保护自己资产的人。

走错方向的金融工匠

国际互换与衍生金融产品协会2009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世界500强企业中有94%都“涉足”了衍生品，超过70%的美国非银行企业运用了利率或货币衍生品。而美国的银行全都在做利率和货币掉期业务，其中88%的银行有信用违约掉期业务。

然而，这个带来巨大影响的创意也表明并不是所有的工匠精神都会有同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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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物理世界一样，虚拟的工匠精神也会迷失。物理上的工匠行为必须生产出实物——一个有优势的物品。虚拟的工匠行为的标准则有所不同，并不需要有物理上的实物产品产出。而且，对于物理世界的描述也很难运用于虚拟世界。

在信用抵押债券危机爆发后，大量的白领（包括那些金融领域的工作者）开始对自己的社会贡献表示怀疑并不让人惊讶。那段时间，华尔街的裁员率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很多前银行高管卖掉了他们的股票，体力劳动型工作开始变得有吸引力。

这对于物理世界的工匠来说是最好的时刻，那些远离聚光灯默默练习手艺的工匠，在未来的某一天又会得到人们的认可和赞美。

[1] 小说《弗躕肯斯坦》中的虚构角色，是由许多碎尸块拼接而成，并被闪电激活的。——译者注

多才多艺的格里菲斯

美国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独立工作、谦逊的发明家了，而澳大利亚移民索尔·格里菲斯（Saul Griffith）的出现无疑再次表明，在这片土地上，个人的工匠天分会大放异彩。格里菲斯在悉尼长大，拥有南威尔士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Wales）材料科学学士学位和悉尼大学硕士学位。2004年，他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的奖学金，并取得了可编程装配和自我复制机器的博士学位。

也许你认为他的专业难以理解，那就让我们看看他在麻省理工学院都做了些什么吧。通过思考一些大问题，他做了大量的技术创新——拖曳船只的风筝，电力辅助的三轮车以及灵感来源于折纸的廉价绝缘装置。其中最知名的也许是那个让他在2004年获得了3万美元莱梅尔逊奖（Lemelson–MIT Prize）的东西：一台经过简单培训就能操作的能够按需制造低成本眼镜片的桌面机器。格里菲斯的目标是为贫穷国家的人们生产出更廉价易得的眼镜。他那出色的解决方案是可行的，只是他不了解，一旦一个高成本的眼镜工厂建成，生产和运输一堆眼镜片的成本是极低的。

格里菲斯在麻省理工学院产生了大量的创意。他发明过一个便携的发电机，使用者只需要摇摆就能够产生能量，这个想法来自澳大利亚的原住民乐器“吼板”。另一个设备则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制造三维的巧克力物体。2007年，他被授予麦克阿瑟“天才奖”，得到了50万美元的奖金。格里菲斯非常节俭，将他大部分的奖金都投入了他的企业——大多是一些创新者工作室，例如他和他在麻省理工学院认识的朋友一起在加利福尼亚州设立的“乌贼实验室”。在乌贼实验室成立的第三年，他们在埃默里维尔的一个仓库中正式启动运营，实验室的口号是“我们不是思想者，我们是行动派”。

乌贼实验室就像一个组织风格非常自由的孵化器，从中产生了一系列的创业企业：Howtoons，一个用卡通来教孩子如何制造物品的网站；Instructables，一个廉价DIY项目的交流中心；MonkeyLectric，一个自行车个性艺术灯光产品的制造厂；Makani Power，一个设计能够从高空的风中获取能量的机载风力涡轮机的企业。

所有的这些创造无不对其所在的领域具有创新的启发性，而这些发明创造也证明格里菲斯是一个拥有工匠精神的未来学家。从实战性到想象力，以及自信和充沛的精力，都是如今很多创新者所缺乏的东西。

格里菲斯的美国之行最初是由他对于环境友好型创新的兴趣引发的。澳大利亚被视作全球变暖这颗定时炸弹的中心：澳大利亚的经济极度依赖煤炭，煤炭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能源和主要的出口商品，但由此也使得极端气候进一步恶化。在乌贼实验室，他发明了一种叫作电子传感绳的东西，里面嵌入了传感器和导电纤维，可以根据绳上的载重调节自身的弹性。乌贼实验室也为“每个儿童拥有一台笔记本电脑”这个旨在为发展中国家的儿童提供便宜的笔记本电脑的非营利项目开发了一款电源。格里菲斯所有的创造都渗透着幽默感（虽然人们从未要求一个伟大的创新者拥有幽默感）：Instructables.com网站上的一个DIY项目包括用一只真的死老鼠的残骸（网站上称为湿件），按照指引一步一步做出一只鼠标（硬件）。

格里菲斯在悉尼长大，父母是纺织工程师和大学教授，他的妻子是一位艺术家和纺织工人，他早年的记忆中满是织布机。这些都是过去的创新，和未来没有什么关系。他的父母有一个家庭工作室，因此格里菲斯的童年是在拆卸又拼装很多不同种类的机器中度过的。“这就是一种不害怕机器的文化”，在一次Skype聊天中，他告诉我：“我在一堆重达两三吨的机器中长大，我并不害怕和它们一起玩耍。”

他个人的一个早期项目是与电影中蜘蛛侠和蝙蝠侠使用的爪钩类似的东西。他用了一整个夏天来完成这个项目。格里菲斯说他每天都在尝试用不同的绳子和金属做试验，“直到找出一个向上扔能够抓住房顶的组合”。

他家里还有在圣诞节和生日时动手做礼物的传统。通常，他们会做一些手工艺品或一些更加实用的东西，比如衣帽架或相机三脚架。

格里菲斯对母亲的纺织机和针织机的着迷让他对计算机，特别是电子数字化的版画制作产生了兴趣。他在机械方面最早的成果之一，就是帮助父亲将母亲的一台19世纪的平版印刷机进行电气化改造。“那也许是我第一次接触真正的机械工程，需要精确测量、容差设计、选择合适的发动机和齿轮。”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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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格里菲斯来说，除了能够接触这么多的项目锻炼动手能力之外，更关键的是这些项目给他带来的在科学和艺术上的融合理解。“我认为在艺术和科学之间还存在一片区域，尽管我无法理解，”他说，“我知道的那些最棒的科学家同时也都是非常棒的作家或艺术家。”

在澳大利亚最大的钢铁和铝制造企业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格里菲斯意识到澳大利亚除了不断地在挖铁矿砂的方法上进行创新之外，并不存在太多的发明创造。在津巴布韦与女朋友一起生活时，他在《连线》杂志上看到了一篇关于对电子书长达10年探索的一篇文章。意识到电子书能够节省大量的自然资源和能源后，他对此充满了热情，决定参与这项开发。“我曾经做过市政固体废弃物处理的项目，我注意到垃圾填埋场中52%～54%的废物都是我们丢弃的报纸。我一直都有环保主义者倾向，如果能够通过电子书的形式消除纸质刊物，那就太棒了。”

因此，他联系了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研究电子墨水的教授约瑟夫·雅各布森（Joseph Jacobson，他是电子墨水领域领先企业E Ink的创立 者），告诉他自己会制造印刷机，但对于雅各布森的创新项目的其他方面并不了解。该项目将薄膜晶体管甚至是半导体印刷在大型塑料或金属滚筒上，“非常凑巧，当时他们正研究如何完成电子设备的滚动印刷”，于是教授对我说：“你来吧。”我就这样进入了这位工匠般的教授的项目。

当格里菲斯来到麻省理工学院时，电子墨水项目已经差不多完成了，它的发明者也离开了学校并成立了E Ink公司，试图将他们的劳动成果商业化。短短几年内，这项成果就在亚马逊Kindle电子阅读器上得到了应用。但仍然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找到电子墨水的显示材料只是其中之一。要使得电子纸张成为现实，还需要让电子墨水能够在如柔性显示屏、海报、衣物等其他介质上打印。显示屏本身并不昂贵，但是后面的晶体管、二极管以及显示逻辑则耗费巨大。

开放、自由的小团队，工匠成长的沃土

来到麻省理工学院后，他很快就融入了这个他认为无与伦比的学术氛围。在去哈佛大学游玩了一趟之后，他才发现自己如此喜欢麻省理工学院的原因。他回想起在哈佛商学院旁听的一堂课上，教授对于迟到的人非常苛刻。教授认为那些迟到的学生都是游手好闲的人，并不专注于自己的研究。而他认为，这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与按时上课同样重要的。在麻省理工学院，当有学生在电子工程教授杰里·萨斯曼（Jerry Sussman）的课上迟到时，“萨斯曼的第一个问题是：‘很显然你在做比上课更有趣的事情，告诉我们你在做什么，这样我们也能够参与其中并给你提供更多的想法和建议。’”

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学习让他的思维更加严密也更愿意冒险。尽管他称赞美国的研究生教育系统是世界上最棒的，但他也提到教育者必须明白“真正有趣的东西肯定是发生在课程和课堂之外的”。

在访问亚洲国家时，他常被问到“如何激励年轻人进行创新”这个问题。他的答案是“给设施完备的工作室提供免费的食物”，这显然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但是他坚信要给那些潜在的创新者提供解决问题的资源，让他们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始终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发明家，”格里菲斯说，“尽管我的妻子让我将它写在护照申请表的工作栏中。对我来说，‘发明’一词显得过于自傲。”在他的印象中，如果你是一个发明家，那你的思维肯定是非常跳跃的。他更倾向于把自己当作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工程师或者一个能够很好地应用研究成果的科学家。在他眼里，麻省理工学院那种“极端的自由”是一种深切的关怀。

格里菲斯深信团队的力量，反对传统的“伟大的发明家”形象。“我希望你能在这本书中消除那种流传了几个世纪的可怕的刻板印象。”他说。

格里菲斯并不否认个体能够产生伟大的想法。他认为，当这些想法与其他的想法融合后，能够产生更加大的价值。“创新是在一群有创造力的人中产生的，他们相互学习、相互鼓励、相互竞争，”他说，“我从未见过通过其他方式产生的创新。”

格里菲斯的观点和典型的“伟人工匠”托马斯·爱迪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在实践中，两者其实并没有很大的区别。爱迪生虽然是他的实验室中主要产生创意的人，他仍然有多个助手帮助他排除那些不合理的想法，持续改进好的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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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精神新思维

随着时间的推移，协作变成了工匠精神中至关重要的元素。爱迪生生活在现代技术启蒙时期，100多年后高级的创新通常需要整个团队的努力。格里菲斯说，如今，所有的独立创新者都在发明“永动机和园艺工具”。而那些被认为是真正的创新者的，都是一大群有不同技能的聪明人的组织，这些人相互欣赏、相互重视、技能互补。

格里菲斯在描述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做的电子印刷项目时画了一张图，在他们的团队里，非常有天赋的技术人员和来自不同背景拥有不同能力的人一起，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进。“我的特长就是重新制造17世纪林布兰特时代的印刷机，”他说，“我们还有一位擅长使用工业和农业中的化学品的化学家，一位擅长激光技术的物理学家和一位非常善于制造机器人的机械工程师。”格里菲斯似乎想说，在创造一些从未有过的新东西时，人们无法明确什么样的背景是最重要的。就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来说，它并不是人的集合，而是制造影印设备和纳米技术印刷设备所需的技能的集合，这些技能在创新实现的过程中逐渐发挥了它们的作用。

格里菲斯举了一个例子来解释这个观点。合成生物学（遗传物质被重新配置产生新的化学制剂和药品，甚至是新的生命形态）领域的先驱曾经是一位土木工程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杰伊·科斯林），而物理学家詹姆斯·柯林斯（James Collins）发明了振动鞋垫，帮助老年人保持平衡。“在合成生物学的先驱中，没有一位是生物学家出身。”

格里菲斯断言，那些看起来最不能解决问题的人，往往会将他们的知识和技能结合起来，提出一个全新的解决方案，解决之前无法解决的问题。这并不是说团队作战就会让问题变得简单。格里菲斯很明白，私人冲突会让原本可能成功的项目遭遇失败。“我越来越意识到团队成员的基本素质的重要，”他笑着说，“不管他们多聪明、多能干，要真正地做好一件事情，团队中不能有任何一个可恶的人。”

格里菲斯认为，他的工匠行为存在两条主线：第一条主线是寻求能够解决世界环境问题的新产品，包括他的市政固体废弃物处理解决方案、电子书、高海拔风力发电。第二条主线是材料科学和信息技术的交叉学科（爱迪生的电话和留声机也属于这一类）。“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和这两个方向有关的。”

我认为格里菲斯的第二条主线更为有趣，但我并不否认拯救我们的星球这项行动的巨大价值。格里菲斯提出，所有的事物都可以被“计算”，这个概念囊括的范围非常大，环保类创新都能够与之结合。计算机就是一台编程机器，可以自动执行一连串的数字和逻辑运算。在材料科学中，重要的是基于材料特性的工程设计，而这些特性又是由分子或细胞层面的因素决定的。材料工程的前沿技术包括探究细胞、基因以及其他微观结构，试图通过适当改造，将其变成能够编程的机器，麻省理工学院就有研究机构在做这些事情。

合成生物学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青蒿素（青蒿的提取物）是治疗疟疾最有效的药物。第三世界国家中每年都有约5亿人感染疟疾，100万人会因此死亡，其中大多是儿童。青蒿素非常有效，常常供不应求。21世纪初，杰伊·科斯林和他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同事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想法：用其他有机体的基因片段制造出一种细胞，让其像一个微型机器一样工作，生产出远远超过现有方法能够生产的青蒿素。

斯林从盖茨基金会拿到了4 200万美元资助后，成立了一家名为阿米瑞斯生物技术的公司（现在叫作艾米瑞斯公司），在10年内将单体细胞青蒿素的产量提升了100万倍。疟疾治疗的成本也从10美元降到了1美元。从2012年开始，他又提高了合成青蒿素的产能，扩大了分销渠道。

在格里菲斯的创新或发明计划中，所有的材料在人类的改造下都能展现出类似计算机的能力。他解释说，水、气压、生物都具有处理信息的能力，通过人们的改造，可以与其他系统关联起来，更有效地处理问题，甚至可以作为一个大项目的一部分，实现更加宏伟的目标。格里菲斯提醒人们，第一台电脑的发明让人们最终生产出了提花编织机。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预测：所有的事物都能够编程计算。

这个观点非常重要，因为他提供了一些几乎无法辩驳的论据表明虚拟工匠与传统的手工艺工匠是一样的，在未来，最有价值的东西也许将会是两者结合产生的。“我们不得不将很多的产品和服务虚拟化，从而减少能源消耗。令我们欣慰的是，大量的聪明人在这个领域中工作。”格里菲斯说。透过格里菲斯的环境问题和材料工程两条主线，虚拟的工匠行为（无论是金融还是谷歌搜索引擎）是减少当代文明的碳足迹、提升人类生产力的有效途径。

格里菲斯的绿色价值观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他说，我和他通过网络用Skype交流就让他非常高兴，这节省了大量的能源（我不必再坐飞机从东海岸飞到西海岸进行采访）。“我希望Skype能够像谷歌一样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改变。”他说。

他还建议为绿色领域的创新者提供更多的支持，包括新能源（包括核能）汽车领域。

格里菲斯认为，有很多证据表明在过去的100年里，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变化巨大。20世纪初期，有众多的独立实验室，在这些实验室中，“人们拥有那个时代最好的工具”。这种实验室再也不可能出现了，“部分是因为现在人们可以选择的工具太多了”。无法组建一个综合型的实验室就意味着创新在当前这个时代变得更加困难。

现在，产业研究院、政府资助的研究院和大学研究院是创新的中心，这些研究院都很好，“但是我最不看好的就是政府资助的研究院”，因为“这种模式日渐衰退了”。有一些企业的实验室有非常好的研究成果，但是格里菲斯说：“我们国家缺少那种10~20人规模的实验室。”

关于理想中的工作环境，他说他最喜欢在一个18～24人的攻坚团队中工作，但他也有些悲观地提到，自己以及提到的那些当代工匠很少有人能够将超过25%的时间花在他们最擅长的事情上。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筹集实现想法所需的财政和政治资源上了。我并不是说只有在当代才有这种事情。“达·芬奇肯定也花了大把的时间与企业周旋，才成就了他自己的事业。”格里菲斯说笑道。

格里菲斯对于成功的工匠的认识也是基于团队层面的。他认为创新产品对于其他创新者的启发意义比获得商业上的成功更加重要。他用迪恩·卡门最有名的发明做例子。“在10年内，我们都认为赛格威是一项天才的发明，”格里菲斯说，“我们对它一无所知，在它面前我们就像是一个白痴，但那才是城市交通应该有的解决方案。很不幸，迪恩的思维过于超前，但他的发明影响了我们社会中的很多东西。丰田和欧洲的公司开始从那个角度思考未来的汽车。”他也提到了自己在马卡尼电力（Makani Power）的工作：“它让很多人转变了解决问题的方向。”

工匠可以来自世界任何地方

人们往往认为美国是唯一存在工匠精神的土壤，格里菲斯迫切地想改变这种认知。“我并不认为这是独一无二的，”他一边给儿子赫胥黎换尿布，一边在Skype上很直接地说：“就民族文化来说，我认为南非和澳大利亚的文化都和美国非常相似。”

格里菲斯认为，美国只是比其他国家更注重宣扬它200多年的工匠历史。他承认美国有更多的创新者和发明家，但并不会比那些同样有大量的事情要做但缺乏足够的先进工具的前沿国家多。

更刻薄地说，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创新大潮“完全只是军事资助的成功，并没有别的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每个军用部门，包括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都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并不只是在总量上很大，按比例来说，是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总投入的10倍”。

格里菲斯也对美国不从事生产制作的观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生产制造并没有完全从美国流失，尤其是那些最高科技、最困难的生产制造。

“美国有能力资助最疯狂的研究。”他说。在澳大利亚，没有足够的风险资本给那些“最尖端、高风险的研究”提供资助。格里菲斯已经快40岁了，他发现了美国与澳大利亚文化的众多不同。澳大利亚试图通过提倡工匠文化来追赶美国，比如，超过200万的澳大利亚人仍然关注汽车的创新，将最先进的计算机装进汽车。在美国，大多数的厂商都热衷于定制化汽车，而不是讨论是否要在汽车引擎外面包一个塑料壳子。格里菲斯认为，澳大利亚人从来没有想过装载芯片的汽车是否会获得成功。

“工匠是一个很古怪的词，”他说，“那些专业的人会认为这个词是对他们的一种侮辱。”他认为在当前环境下，对于美国的年轻工匠来说最大的阻碍就是读书时期的债务，而不是缺乏创新的点子或者技能。“那些最聪明的人在24岁时会面临一笔25万美元左右的债务，因为他们要开始考虑和他们的另一半组建家庭。你会怎么选择？你不得不选择去华尔街工作。你在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接受了教育，但你欠这个世界25万美元。你会去那些愿意为聪明的大脑支付更多金钱的地方工作。”

格里菲斯说，他愿意为他感兴趣的事情而不是为钱工作。“我对能源问题感兴趣，”他说，“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人们完全不会因为环境恶化而感到害怕，能源问题近在眼前。”他鼓励年轻的工匠参与解决那些他们感兴趣的大问题。

格里菲斯认为，商业世界在这个时代发展迅速，我们无法保证能够在那些曾经赚钱的地方持续地赚到钱。例如金融行业，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被认为是可靠稳定、工资又高的工作。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银行职员是被裁员最多的职业，整个行业一时半会儿也很难从危机中恢复。

美国人像以往一样抱怨国家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的无能，大量的制造业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时，情况的确是这样，但现在制造业开始有所回流，在某种程度上，争论也在减少。

总部在加利福尼亚山景城的谷歌公司在2012年年初决定在离总部仅15分钟车程的工厂中生产它最新的Nexus Q无线家庭影音播放器。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劳工工资快速上涨，电子产品的组装不再首选在当地完成。事实上，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研究，在2012年4月，大约有1/3收入在10亿美元以上的美国公司计划将他们的制造中心转移回美国。

格里菲斯称，对于创新的不安存在于世界的每个角落。“在澳大利亚，人们想要得到英国的教育体系和美国的创新体系；在英国，人们又想要得到美国的教育体系和德国的创新体系；在德国，人们想要澳大利亚的创新体系和日本的教育体系——每个国家都认为自己缺乏竞争优势。”

尽管格里菲斯对于可能产生的新东西非常着迷，但他也表明，各个国家展现出对于未来创新的想象也仅仅停留在想象层面。“创造性的新事物的数量接近于0，这让人非常震惊。”他说。一个健康的工匠文化显然要与现实结合，并利用其将未来的发展与过去的成果联系起来。“在21世纪初，我们在研究倒立摆，而亨利·贝斯曼在一个世纪前就开始研究陀螺仪了。”

疯狂地追求创新和新的东西会不断地与过去的创新者产生摩擦，这是美国工匠的一个优势。当创造一些新的实用的东西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它所包含的傲慢与谦卑——前人也许已经做过类似的东西。

有了这个认识后，我们就可以将劳动成果融入美国例外主义的漫长历史，获得新的理解。

真正的工匠精神意味着风险和非常规的行为。在制度框架下，很难孕育出世界级的工匠。格里菲斯不是在公司的环境中做研究，他有很大的自主性，因此他能够实现框架下的创新是有原因的。在过去50年里建立的所有企业研究所中，施乐公司的创新实验室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PARC）是人们认为最有前景的机构。目前，PARC的例子很好地证明了公司内所有形式的工匠行为最终都会以停滞和失败告终。公司，尤其是美国公司的特点就是风险最小化，排除那些出格的行为。在这种公司中，人们注重的不是研发而是产品。在PARC的全盛时期，它显露出了一种独特的开拓精神，而在如今的董事会身上却难以找到这种精神了。了解过去40年里在PARC中发生和没有发生的事情，对于我们判断公司体制下工匠精神发展的可行性会有很大帮助。

PARC，第一台个人电脑的诞生地

施乐公司于1969年成立了PARC，它因开发出世界上第一台个人电脑而知名。但施乐公司却忽略了这项成果，苹果和IBM公司盗用了施乐的发明成果，并开拓了数十亿的市场。PARC之所以举世闻名，是因为它吸引了各个领域最好的工程师和科学家，并让他们能够尽情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不必担心来自母公司的压力。

施乐914复印机是那个时代最成功的工业产品，在这个产品获得成功后，公司决定收购科学数据系统公司（Scientific Data Systems，以下简称SDS）。新上任的CEO彼得·麦科洛（Peter McColough）并不熟悉新兴的计算机产业，想要通过收购让施乐具备与IBM和其他从事数据处理的企业竞争的能力。

他在花费9.18亿美元收购SDS之前，并没有咨询施乐的工程师。1969年5月，施乐的股东支持了这项收购，并迎来了现代计算机时代。在帕洛阿尔托波特大街3180号老旧的大英百科大楼中，PARC开始运营。它采用了一些非常规的组织手段，尽管只有几个人，却建立了三个独立的部门。PARC的首任负责人乔治·帕克（George Pake）之前是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一位物理学家和教务长，他认为研究中心需要一个计算机科学实验室，一个开发世界上首台激光电脑打印机的系统科学实验室和一个通用科学实验室。他们希望通过将计算机科学与传统的硬科学相提并论，来鼓励SDS的科学家更多地进行创新，帮助施乐成为复印机市场的领头羊。他们希望将相对新兴的计算机科学和经典科学用严谨的方法结合起来。

施乐最初打算按照大学研究院而不是公司研究院的形式打造PARC，因此研究中心基本由那些从未体验过真正公司文化的学者构成。由于对越战的谴责和经济的衰退，军费开支有所削减，施乐因而网罗了一批顶尖的研究者和工程师。PARC和其他企业研发部门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在成立时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并且，它为研究者提供的薪资水平大大超越了美国的大学。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计算机科学并未形成一门新的学科，因此给计算机博士们提供30 000~35 000美元的薪资是前所未有的。1970年时，美国顶尖的计算机科学家甚至还没有认识到发明一台供个人使用的高性能显示设备的意义。那时，人们热衷于制造供专业的计算机使用者使用的大型机。

一系列偶然的研发成果让PARC成为变革的催化剂。第一个突破和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1957年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之后，恐慌的美国开始研发新的导弹技术。20世纪60年代早期，太空计划从军事部门分离，成立了自己的机构——美国航空航天局，而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则专注于民用科学研究。尽管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目标本应与国防相关，但是它缺乏一个明确的指示。

立克里德（J.C.R. Licklider）是一位行为心理学家，他是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首位领导人。他认为美国国防部作为全世界最大的计算机用户应该资助一项世界级的计算机研究项目，并由此设立了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划拨了1 400万美元（大约与今天的1亿美元等值）的预算，摒弃了其他联邦机构的官僚作风。立克里德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资助了大量的大规模分时计算机项目，他的继任者鲍勃·泰勒（Bob Taylor）则专注于自主小型项目，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精灵计划（Project Genie）。精灵计划试图构建一个能够供10~20人同时操作的计算机系统，而不是那种可供上百人同时使用的大型系统。他们认为更小更便宜的计算机能够更广泛地流行，拥有更多的使用者。

精灵系统的核心是科学数据系统公司（Scientific Data System，以下简称SDS）的SDS 930系统，售价73 000美元。升级版本SDS 940增加了价值5 000美元的硬件，售价提高到173 000美元。它迅速成为SDS销量最好的产品。

然而，SDS公司的强项在于科学计算，而不是商业计算，施乐康涅狄格州的管理团队并没有看到这一点。当PARC的工程师建议购买一台数字装备公司（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的PDP-10设备（很快就成为全国研究性实验室的指定计算机设备）时，管理层拒绝了这个要求，他们顽固地认为通过改进SDS 940，能达到PDP-10的性能，不幸的是他们错了。

帕洛阿尔托的计算机极客很失望，他们打算自己制造一台PDP-10。根据鲍勃·泰勒提出的PARC独特的创造理念——要为日常使用设计产品，一组核心科学家和工程师快速进入了迄今为止难以想象的开发环境中，他们被授权根据自己的规则建立计算机系统。

PARC的上升期的第二个关键点是雇用了艾伦·凯（Alan Kay）。他是一个古怪的计算机科学家，当过爵士吉他手，也做过LOGO教育程序语言发明者西蒙·派珀特（Seymour Papert）的助手。LOGO应用于儿童计算机教学领域，能让儿童在屏幕上看到简单程序命令的即时效果——移动地板上的机器人玩具。

凯在1970年来到PARC，他被认为是典型的电脑迷。他是新型的电脑科学家，和之前人们印象中电脑科学家的羞涩、清秀，穿着实验室大褂的形象不同。凯拥有一头野性的自然卷发、络腮胡，常穿着一件短大衣，给计算机世界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在来到PARC之前，他是犹他大学的一名研究生，提出了一个他称为移动笔记本的设备，甚至还做出了物理模型——这个设备看起来大小介于亚马逊Kindle和笔记本电脑之间。PARC对凯的吸引力源自很多他钦佩的计算机专家都来到了快速发展的帕洛阿尔托实验室工作。

1971年，PARC的第三次发展契机是硅半导体的出现。英特尔公司带来的硅半导体快速替代了笨重的铁氧体磁芯存储器（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产业标准）。

这些力量的结合最终产生了MAXC——施乐公司对于PDP-10的回应。事实上，这个当时拥有世界上最大半导体存储器的计算机MAXC的重要性还不及创造它的团队和他们的创造方法。相比于以往装配计算机需要花费10年时间，他们部署MAXC仅用了18个月。

MAXC潜在的成功却引发了PARC的设计师与施乐东海岸高管们之间的冲突。高管们认为技术变革必须受到监督，不能让它破坏公司的商业计划。他们想要广泛地预测未来的趋势，从而知道世界将会朝什么方向前进。这样，施乐就能够保护它的产品线，面临更小的竞争威胁。而艾伦·凯和他的同事则专注于创新和机会。凯有一句名言：“预测未来的最佳方式就是创造未来。”

就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和令人羡慕的运气，PARC在接下来10年里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当施乐总部需要一个未来的具体规划时，PARC提供了一个由7份报告组成的文件夹，每份报告都是由PARC的一个科学家编写的，其中列出了他希望完成的项目。

那份文件夹中列出的东西非常有预见性。从移动平板到光盘存储的光学媒体照片，报告中描述的创新在现在看来似乎平淡无奇，但是在那个年代却完完全全是对未来的幻想。在接下来的10年里，PARC几乎完全错失了将它预测的创新商业化的机会，它开始体现出了公司化的美国工匠精神，而这一切完全是一个错误。当然，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这并不是艾伦·凯和他的程序员团队的错误。

《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创始人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刊登在《滚石》杂志上的一篇精彩的文章中，凯、泰勒和其他PARC的人被描绘成傲慢的、学富五车的嬉皮士，他们打算从那些只关心技术能够带来的利润的公司管理者手中夺取对计算机的控制权。他们的团队精神并不基于政治目的或是意识形态，而是基于他们认为计算机的潜力会在个人手中，而不是在公司内得到最大的发挥。

PARC的团队工匠精神也许是创新史上最有价值的资产和贡献。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打败庄家”（Beat the Dealer）。这种协作方式沿用了由发明玩21点的记牌系统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爱德华·索普（Edward Thorp）写的书的名字。PARC中有大约20位研究人员会一起研究一个新项目，剩下的人则努力地发现这个项目的缺陷。项目的展示者（即“庄家”）需要想办法为他们的想法提供支持，他们的优势就是能够设定辩论的主题和规则。一个“庄家”可以展示如何拆卸一辆自行车，并适当使用一些润滑剂。另一个可以讨论计算机算法和菜谱的相似性。

根据同样的逻辑，PARC又发明了一个叫作“汤姆锯木”的协作过程，汤姆是马克·吐温的小说中一个上进的主人公。当一个研究人员有了一个新想法时，他会集结那些对此同样感兴趣的人来实现它。如果这个项目很有前景，一个非正式的团队就会在这个项目上工作半年或更久；但如果项目失败了，参与者就会回到他们原本的工作中，这个项目也随之消失。

1972年年底，PARC最知名的产品出现了，它永久地改变了计算的路径。艾伦·凯在这一年的上半年为他的改进版移动笔记本（现在称为小型机）项目写了简单的程序，并让他的工程师去开发这款被命名为Small Talk的产品。

凯的下一步计划是制造供个人使用的笔记本电脑，这个计划并没有得到施乐总部管理者的支持。因此，凯趁负责计算机实验室预算的领导因为一个特殊任务而暂时离开的几个月，让他的团队尽快研发个人电脑。

计算机的研发从1972年11月开始，于1973年的2月结束。所有的庄家会议和“汤姆锯木”研讨会都获得了成效，工程师们能够将他们从原来遇到过的问题中总结的经验和知识运用到原型机的设计上。在经典的工匠模式中，工程师们用各种零部件组装新的设备。他们改变了为MAXC专门制作的内存板的功能，显示器也是从一个叫作POLOS的大型网络系统中重新利用的，这个系统对于旧时代大规模共享的电脑有很大的意义，而对于他们创造的紧凑型个人电脑则意义不大。

工程师们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个人电脑——阿尔托。阿尔托包含一个和信纸差不多大的竖直屏幕。按照现在的标准，这个显示器非常大且略显笨重，然而在那个时代它是非常先进的——它配备了一个可以移动屏幕上的光标的“鼠标”。尽管阿尔托不是那个时代性能最高、速度最快的电脑，但它有自己的优点，最重要的就是它解放了操作员，使他们能够随意地坐在桌前，不必在不同的房间内进行烦琐的操作。施乐公司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生产了大约2 000台阿尔托。

虽然阿尔托从未引入市场，它仍为施乐公司在计算机历史上赢得了地位——尽管和它的创造者们预期的有所不同。一位不久后声名大噪的人访问了施乐位于加利福尼亚州西好莱坞的办公室。

这个人就是史蒂夫·乔布斯。

1979年夏天，乔布斯的苹果公司已经成立，并在西海岸的计算机产业中小有名气。苹果II代计算机已经发布，这个初出茅庐的公司正在积极地准备首次公开募股。施乐和PARC的研究员们并没有关注乔布斯和他那不符合传统的运营方式。对于乔布斯来说，他也没有考虑和施乐合作，因为他从心底怀疑这类大型的没有个性的公司的能力。

当一个苹果的工程师告诉乔布斯，他的一些在PARC工作的朋友正在开发的项目时，乔布斯被深深地吸引了。因此，当施乐提出参与苹果上市前的最后一轮融资时，他答应了。他同意以10.5美元的价格出售10万股苹果公司的股票给施乐公司，作为交换，他提出要参观施乐的PARC研究院并需要专人做介绍。施乐的高管们对公司的霸主地位非常自信，他们认为自己做了一个很有利的交易。作为市场上最大、性能最高的计算机制造者，他们把苹果视作一群技术爱好者设立的公司。此外，PARC已经给中央情报局的代表展示过阿尔托和Small Talk，并没有带来什么严重的后果。

施乐从未怀疑乔布斯有什么企图。在苹果II代发布之后，苹果公司着手开发Lisa计算机，但是乔布斯对产品的用户体验非常不满意，并就此与开发人员发生了争论。PARC的工程师展示了他们的图形用户界面，这是一种全新的计算机界面，用图形替代了文字，展现在用户面前的是一系列重叠的“视窗”，可以通过一个圆形的指向性设备“鼠标”来移动它们。他们还给乔布斯展示了页面滚动功能，这看起来就像是在拉动一张纸。

乔布斯感到非常震撼。1980年，他向施乐申请在Lisa上使用Small Talk。施乐拒绝了他，因为他们已经卖掉了苹果的股票。于是，乔布斯雇用了一个Small Talk的发明者拉里·特斯勒（Larry Tesler），他后来成为了Lisa和Mac计算机的关键开发者，并一直做到苹果公司的首席技术官职位。

PARC的发展一直是起伏不定的。尽管施乐近期决定大幅增加它的研究预算，却并没有打算将其开发的个人计算机界面推入市场，而是在已经有现成产品的硅基集成电路行业投入了几百万的研发资金。

PARC也研发出了包括激光打印机、以太网、光盘、液晶显示技术在内的众多对未来有很大影响的技术。不幸的是，施乐从未成功地将这些产品商业化。IBM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最早进入激光打印机市场，施乐虽然在5年前就开发出了9700型激光打印机，但管理层因为成本的原因一直没有推向市场。随后，思科系统和3Com公司进入了网络硬件市场，而施乐公司一直选择将这项技术保密，并以1 000美元的价格一次性授权的方式供任何人使用。

墙内开花墙外香

PARC对工匠资本的滥用对之后几十年企业内部设立的研究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在的大型公司不再允许它们的研究力量去开发那些和它们具体的预期上市的产品无关的技术，包括施乐公司。PARC在新技术研发上的成功，虽然没有给施乐带来商业化的回报，却让其他大型公司不再愿意建立内部的创新实验室，这听起来似乎让人无法理解。它们认为这样做的风险太大了，而且实验室成果的最终使用者常常是一些创业企业。

从2002年开始，PARC就以施乐公司全资子公司的形式存在，不再作为一支独立的研究力量。施乐公司的业务占它业务总量的50%，它还如三星、NEC和VMware这样的客户。很多原来在PARC工作的工程师和科学家都跳槽到了苹果和微软等当时还不是特别有名的公司。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PARC的影响力，而PARC的失败也说明了公司体制内美国的工匠精神难以得到真正的发挥。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放式创新中心的亨利·切斯布鲁夫（Henry Chesbrough）认为，PARC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处于一种“封闭式的创新范式”，而不是开放式的创新当中。20世纪70年代时，PARC想要在公司内部完成新产品研发的所有阶段。它不仅想培育一种工匠的环境，还想建立一套研发创新产品的设施，建设制造产品的工厂，再组建营销、分销和服务团队。在当时，这几乎是所有顶尖的企业选择的垂直整合模式。

但是，根据切斯布鲁夫的说法，PARC的例子证明采用另一种方式的效果会更好。几乎所有PARC在鼎盛时期发明出来的创新产物，最后都在员工跳槽到其他小公司后实现了生产和销售。在这些技术的基础上开发出的知名产品有Mac电脑（苹果公司）和布拉沃文字处理器（后来演化成微软Word文字处理器）。当然，也有很多公司在施乐的创新基础上开发出的产品最终失败——而这正是关键。一个公司，不论规模多大资金多充足，但很少能够应付一个真正具有突破性技术开发的完整过程，因为这中间会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

THE TINKERERS

工匠精神新思维

施乐并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PARC开发出的技术价值，但它宁可错过也不继续开发那些它认为不值得追加投资的技术。大多数的情况是这样的：创新的开发者在施乐选择将这些技术对外授权并获得大量费用后就离开了PARC。

然而，授权费给施乐带来的收益与该项创新在其他公司产品化后获得商业成功带来的收益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施乐也很少能够抓住那些正在演进的创新想法。大多数被从PARC带走的技术在那个时期还没什么吸引力，至少在施乐做出决策的时候还不具备明显的市场价值。

切斯布鲁夫举了一个SynOptics公司的例子。这家公司是由施乐的两名前管理层安迪·鲁威克（Andy Ludwick）和罗伯特·施密特（Robert Schmidt）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共同创办的。他们创办这家公司是为了开发一项通过光缆提供高速以太网服务技术，并将其推向市场。这项技术是PARC的一个研究员开发出来的，能大大提升数据的传输速度。可悲的是，那个时候光缆并没有像现在这么普及，建造必要的基础设施在当时看来似乎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此外，那些刚用上最新光纤技术的用户如果要使用，就需要重新用光缆将他们的电脑和打印机还有其他设备连接起来。可想而知，施乐认为这项研究耗资巨大且前景不明朗，要得到主流市场的认可遥遥无期。而作为一个小型的独立公司，鲁威克和施密特则在积极准备，等待市场的爆发：他们和施乐达成一个友好的退出协议，施乐仅保留新公司15%的股份。

在摆脱施乐公司的束缚后，SynOptics发现这项技术在现有的铜线架构的基础设施上也能够运行，并不需要彻底改造基础设施就能够大幅提升传输速度。在没有母公司的压力之后，SynOptics保持了它的工匠精神并很走运地发现了这项应用。这个根本性的转变让公司获得了难以置信的高速成长。三年后的1988年10月，SynOptics公司成功上市了。很快，它的市值就达到了10亿美元，并购了一个公司，后来成为北方电信的一部分。

创新总有风险相伴

最终在市场上获得成功的技术通常和最初由发明者开发的有所不同。施乐研发程设计的初衷是用新产品在他们现有的顾客群中进行推广，通常比较倾向于利用它现有的与复印机和打印机产品线相关的技术。然而，这些并不是最有商业化前景的技术，它们是施乐当前的新产品开发系统最擅长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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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精神新思维

核心问题是，施乐PARC无法认清一些不言自明的道理。首先，创新通常来自个体的愿景，只有全力支持个体的创新，才能完成新技术的早期开发。其次，管理技术创新风险和管理社会经济风险之间毫无关系。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无论公司的孵化器多么庞大，资金多么充裕，它仍然是一项充满风险的事业。

在美国，这个问题可能比在其他国家更加普遍，因为美国的工匠历史时时刻刻都在激励人们创新。而目前，美国也是拥有最多世界知名的实力强大的公司的国家。这两个事实的内在矛盾不断激励着这个国家创造伟大的产品（苹果用iPod击败了索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也让国家的创新陷入了停滞，企业不断炮轰那些他们认为会给他们的现有业务带来威胁的新创意。这也许能够用来解释为什么近年来真正具有突破性的技术创新都来自海外的奥妙吧！

工匠是美国科技界的一个关键特征，但是如今世界的其他地方也在发生着工匠行为。在接下来的三个例子中，我将探讨工匠领域的一些最新发展，包括两位欧洲的工匠和一位芝加哥的建筑师。在他们身上我发现了美国当前的工匠所缺乏的一些东西。

MP3之父勃兰登堡，工匠中的幸运儿

在曼哈顿贾维茨会展中心，一个衣着凌乱、教授模样的人，穿着灰色的外套，系着条纹领带，正在演讲。这是第131届音频工程协会（Audio Engineering Society，简称AES）大会现场，会议的主题演讲好像并没有引起大家的兴趣。

这位留着小胡子、戴着金丝框眼镜的演讲者就是卡尔海因茨·勃兰登堡（Karlheinz Brandenburg），著名的MP3之父。MP3，全称为MPEG-1 Laye3。MP3是最常见的音频压缩格式，它可以通过网络便捷、快速地传输。如果没有MP3，就没有数字音乐，没有Napster、iPod，音乐产业也会继续在旧的商业模式下销售音乐CD。通过促进音乐的数字化，MP3格式使得通过云系统或者无线网络传输信息成为可能。

大约十多年前，这个概念听起来还是让人难以相信，并被认为没什么发展前景。现在，MP3已经变得非常普及，甚至有点过时了。这应该可以解释为什么卡尔海因茨·勃兰登堡的演讲没能在AES会议上引起大家的注意。对于这些科学家来说，纽约聚集了大量的音频工程师和声学家，MP3已经成为了普通常用的语言，新的改革到来了。

虽然一些美国工程师，包括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贝尔实验室的詹姆斯·约翰斯顿（James Johnston），在MP3格式的发展中发挥了作用，但是卡尔海因茨·勃兰登堡完成最终的编码器才是艰苦的工匠行为，这种工匠行为在如今的美国可能不会发生。这不是因为德国是孕育人类知识的温床，而是因为一个正确的人在正确的时间获得了正确的工具。除此之外，这要感谢那些投资者，以及不得不提的“运气”的成分。但是能在运气中把握住机会，这是需要进行规划的。

MP3的故事同时融合了运气、技术和机会。这就是一个工匠天堂的故事。

卡尔海因茨·勃兰登堡于1954年出生于德国埃尔朗根，他是家里3个孩子中的老大，也是唯一的儿子。在很小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典型的工匠：他喜欢音乐，获得了一张业余无线电操作员证，这使得他可以通过广播与他人沟通，并很快开始制作自己的音频放大器。高二时，他开始经营自己的业务，向同学销售音频放大器。

勃兰登堡小时候一直是童子军的成员，并且对团体活动，尤其是那些需要动手制作的活动流露出浓厚的兴趣。

他的爱好逐渐从音乐拓展至乐器：他学习了笛子、小提琴、钢琴的正式课程。后来，他开始自学吉他。在发现他对于熟悉的乐器没有任何过人的天赋之后，他开始转变为一个认真的倾听者。

当这位新生的工匠—企业家—音乐家进入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University of Erlangen–Nuremberg）的时候，他已经逐渐成为一名实用主义者，并参加了学校的工程计划。一年之后，他发现自己对数字很感兴趣，便参加了学校的蒙氏数学课程。1980年他获得电气工程学士学位，1982年获得数学硕士学位。但是，勃兰登堡很快发现纯粹的理论数学需要很强的专注性和奉献精神，而这是他无法保证的，于是在选择博士专业时，他重新选择了电气工程专业。

1982年，勃兰登堡的博士导师迪特尔·塞茨（Dieter Seitzer）教授让他接管了一个项目：通过电话线来传输高保真音乐。塞茨教授关注的并不是音乐，而是提升电话的声音保真度——以前的电话只用了人耳1/4的声谱。这个目标对于勃兰登堡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但是他对于另一个问题很感兴趣：可听声信号中有多少是可以去除而不让耳朵听出失真的。当勃兰登堡完成了教授交给的任务时，塞茨教授震惊了。

弗劳恩霍夫研究所（Frounhofer Society，一个全国范围型的德国研究机构，由政府或政府企业间的合作资助）为了将德国打造成微电子系统的前沿阵地，决定于1985年在埃尔朗根建立弗劳恩霍夫集成电路研究所，并任命塞茨为研究所的第一任领导者。这样一来，勃兰登堡突然拥有了很多的技术资源和业务，包括先进的信号处理设备以及帮助开发产品的任务。

在接下的四年中，他实验了不同的方法来通过清除声谱中确定的部分来压缩声音。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需要知道除去哪些部分对聆听效果没有影响。比特率越高，或者每秒播放的千比特数越高，音频的质量越高。在一般情况下，音乐文件压缩的问题在于实现文件大小（降低比特率会缩小文件）和保真度（这要提升比特率，导致文件变大）之间的平衡。勃兰登堡的创新之处在于实现了更小的文件和更高的音频质量并存的目标。

“标准的方法是使用比特分配算法，”勃兰登堡说道。比特分配算法是将大量的音频输入转换为一组压缩信号的公式，并去除一些确定频率的音频以压缩文件。“但是，我创造了一个更加灵活的系统。”它融入了很多演讲和音乐音频的知识，提供了一个压缩这些音频且保证质量的更加全面的样品。

勃兰登堡使用了语音感知的“合成式分析法”，这使得他可以专注于了解人类耳朵是如何听音乐的。他使用民歌手苏珊·薇格（Suzanne Vega）唱片中的歌曲《Tom’s Diner》来精确地调整频率，以发现那些可以被剔除而又不影响音质的频率。他说：“我选择Tom’s Diner，是因为这首歌开始部分是人声合奏，然后又加入了非常有节奏的旋律。”这样就很容易发现某个单纯的声音的音质变差。）他还适当地使用了滤波器组（这可以提取和放大音频信号中重要的部分）以及其他高科技设备来制作他的压缩音乐。

尽管他成功完成了塞茨给他的第一个任务，尝试为他的音频压缩工作获取专利的行为还是遭到了大家的质疑。专利审查员很明白地告诉勃兰登堡“没有每秒达到128千比特的高保真音乐”。MP3文件正常的转化速度下的失真会使任何音频都听不到。

勃兰登堡承认，MP3作为一个优秀的项目让他非常骄傲，但是他对于MP3作为市场化的音乐格式的前景表示担忧。

1983年，唱片行业引入了激光唱片，这是一种数字化的唱片，可以多次播放而不损害音频的质量。CD的保真度达到了MP3文件的10倍，为1 400千比特每秒（MP3文件仅为128千比特每秒），每张CD的直径为120毫米。CD的出现似乎降低了对于便携式音乐格式（如MP3）的需求。

唱片公司非常兴奋地发现可以提升一个“重病缠身”的行业的收入，用CD取代黑胶唱片。这也可以理解，因为他们对于音频质量低的格式没有很大兴趣。

事实上，直到1989年，在勃兰登堡完成MP3工作之后的6年，才开始有迹象表明他的成果有使用价值和商业化市场。那时，勃兰登堡已经结束了他在博士阶段的最后工作。

同一年，德国资助数字音频广播项目（Digital Audio Broadcast Project）尤里卡147开发一种可以拥有无线电广播的数字化标准，这最终成为了慕尼黑广播技术研究所和埃尔朗根弗劳恩霍夫研究所之间的竞争。经历了1989—1991年的竞争之后，MP3成为了文件大小和音频质量之间最佳的平衡方式，尽管MP1和MP2都还有它们自己的市场。

在那个时候，勃兰登堡已经开始了在新泽西贝尔实验室为期一年的工作，这个实验室是美国研究先进音频压缩技术的实验室。他以交换博士后的身份访问了贝尔实验室，看到了研究活动是如何操作业务的。勃兰登堡在新泽西致力于同詹姆斯·约翰斯顿（James D. Johnston），一位杰出的美国音频工程师）一起微调MP3编码器。他对于在贝尔实验室所看到的一切印象深刻。“这就像一所有着著名教授的大学，”他说，“但是没有学生。”更令人惊讶的是，尽管这是一个企业，他发现这里进行的研究比弗劳恩霍夫的研究还要脱离市场。

勃兰登堡对于聚集在贝尔实验室的世界著名专家的数量表示吃惊。如果他有关于任何音频研究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实验室与这些细节技术的发明人进行交谈。在这里从事研究的方法同在德国一样。

但是，还有一些实质性的差异，暗示了为什么德国走在MP3技术的前沿。勃兰登堡认为弗劳恩霍夫的组织结构允许12名员工从事MP3压缩项目的研究长达10多年。弗劳恩霍夫为工程师提供了极为稳定的组织框架、团体氛围，以及进行实验所需要的最新的研究设备。没有什么可以诱惑这些工程师去其他的地方就职，虽然弗劳恩霍夫提供的工资和其他的学术机构相近。“这是一群真正喜欢在一起工作的人。”勃兰登堡说。

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使弗劳恩霍夫区别于其美国同行。并不是德国人比美国人更不受利益驱动，而是德国的法律支持个体发明者的权利而不是公司的权利。在德国和美国，专利研究都是在企业赞助下完成的，专利归企业而不是发明者所有。但是，德国要求雇主将一部分专利的收益让发明者分享。总的算来，卡尔海因茨·勃兰登堡的名字与27个美国专利相关，这意味凭借对MP3技术的贡献，他可以获得很大一笔补偿。他说自己收取的专利使用费已经大大超过了他在弗劳恩霍夫的工资。“我完全可以不通过任何抵押贷款就为自己建一所漂亮的房子。”他说。他还用这些收入创建了名为Brandenburg Ventures的风险投资公司。

弗劳恩霍夫研究所的混合融资结构也为科学和创新的兴旺提供了独特的机会。共有60个弗劳恩霍夫研究所分布在德国各地，专注于一系列学科领域，包括分子生物学、计算机图形学等的研究。这些研究所都是通过相同的模式运行的：30%来自国家和联邦土地补助金，70%来自政府和行业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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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模式的结果就是弗劳恩霍夫研究所提供了制度稳定性（这是其他公司文化很少能提供的），也为严谨的实验环境不断注入了商业化的创新驱动力。

勃兰登堡指出，在他建立MP3基本的参数和MP3于1994年正式成为音乐压缩格式之间隔了很长一段时间。在一个纯粹的公司环境中，这样的研究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后被放弃。但是，耐心正是大部分弗劳恩霍夫研究所的内在美德，因为很多研究所都附属于附近的大学。

1993年，勃兰登堡被任命为埃尔朗根弗劳恩霍夫集成电路研究所音频和多媒体部门的领导者。2000年，他成为了伊尔梅瑙工业大学媒体技术研究所的教授。当2004年伊尔梅瑙的弗劳恩霍夫数字媒体技术研究所成立时，他被任命为第一任主管。

“愤怒的小鸟”，工匠团队的杰作

托马斯·爱迪生的神话无意中对塑造像发明家和天才这样的伟人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作为天生的个人主义的伟大捍卫者，美国长期宣传那些改变世界的伟大创意注定来自某些人的大脑。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提出了反证。我们有必要看一看当今一些伟大的工匠在团体工作时，是如何向着一个普通甚至是模糊的目标奋斗的。

视频游戏提供了一些典型的例子，如团队合作。《愤怒的小鸟》，是2000年以来最成功的视频游戏，它产生于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一个孵化器类型的工匠环境中。2003年，29岁的芬兰人尼克拉斯·赫德（Niklas Hed），与两位朋友一起参加了一个由芬兰电话公司、诺基亚和惠普赞助的竞赛，为诺基亚设计一款多人手机游戏。他们的优胜参赛作品《King of the Cabbage World》是最早可以通过手机远程参与的多人、实时游戏之一。比赛的裁判之一，惠普的员工彼得·韦斯特巴卡（Peter Vesterbacka）被这个团队的熟练度和创造性，尤其是赫德的编程能力吸引了。韦斯特巴卡建议赫德从事游戏编程的工作，他还建议赫德他们开一家视频游戏公司。

于是在2004年，赫德找到了他的堂兄米克尔，一位商学院的毕业生，问他是否愿意担任新公司Redule的首席执行官。一年之后，公司鲜有成就。这时，赫德向其叔叔卡伊·赫德（Kaj Hed）求助，希望叔叔能给新公司提供资金帮助。卡伊是一名成功的互联网企业家，不久前才卖了自己建立的一个公司。他同意为赫德的新公司提供100万欧元。米克尔由于和父亲在公司发展计划上的意见不一致，离开了公司，将公司的运营权重新交到了赫德手中，公司随后改名为Rovio。

在公司成立的前几年，赫德和他的团队并不是为自己的公司，而是为其他的公司，如Real Networks、Namco 和EA等开发游戏，以获得收益。随着公司的发展，公司的业务模型开始更多地依赖于射击游戏，而Rovio公司却没有任何这类游戏，到了2006年下半年，Rovio的前景并不乐观。公司濒临破产，赫德将公司员工由50名缩减到12名。

2007年1月9日，事情出现了转机。随着史蒂夫·乔布斯出现在洛杉矶苹果Macworld大会的舞台上，发布第一款iPhone和App store，赫德意识到发展公司的机会到了。他将堂兄重新召回公司，并开始为苹果的新设备iPhone开发游戏。他们继续为其他游戏公司开发游戏，但是剩余的时间都贡献给了开发iPhone游戏。他们对于该项目的期望预算是2.5万欧元，但事实上预算涨了四倍。

设计团队为新游戏提出了一系列目标。因为iPhone的市场在每个人的身边，游戏需要拥有广泛的吸引力，所以不能有任何科幻或者恐怖的主题。游戏还需要能在多个平台上工作，其中iPhone是主要平台。他们还决定游戏应该遵循物理定律，意味着它将会模拟真实世界的物理条件，提高视频游戏中随机有趣因素的质量。游戏应该不需要任何指导就能上手，并且不会让用户感到厌烦。同时，游戏还需要一个能在苹果App store中吸引人的Logo。

Rovio的首席设计师詹克·艾萨罗（Jaakko Iisalo）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逐步地设计出这些特征，同时公司也在不断地开发其他的游戏。艾萨罗通过10人会议不断产生新的想法，并为大家展示其对游戏的设想。2009年3月，他设计出一只愤怒模样的小鸟，这引起了同事们的注意。从那时起，开发团队开始一起创造这个他们都喜欢的游戏。

这并不是一个顺利的过程。在早期的版本中有一个模块，所有的小鸟都是通过这个模块控制的，当用户点击这个模块时，小鸟会飞出去并进行破坏。小鸟自身没有独特的能力。通过“抛”的方式来发射小鸟是随后才出现的，利用弹弓进行发射也显得更加有趣。同时，他们也设计出了小鸟的攻击目标：那些试图破坏鸟蛋的猪。五颜六色的小鸟，独特的叫声，以及通过鸟蛋轰炸目标的能力，都是团队在直觉的指引下设计的，并没有进行任何市场调研。

在此期间，工匠的过程变得非常的流畅。因为项目团队在开发《愤怒的小鸟》的同时至少在开发其他四个游戏，他们花在每个项目上的时间是自由决定的，根据兴趣而不同。有时候某个团队成员可能正在测试某一功能，一不小心就会玩15分钟或者更多时间，这时这个功能就会引起项目成员的注意。通过让他们自己去设计那些非常有趣而具有诱惑力的模块，员工能意识到随着任务的完成，他们将创造出独特的东西。

2009年11月，Rovio发布了该游戏，但是没有抓住消费者的“眼球”，公司的投资者担心他们会再次面临失败。在游戏进入App store 的前三个月，成交量很少。在那些英语母语的地区，市场表现出很少的兴趣，而这些地区正是该游戏的主要目标市场。于是， Rovio开始专注于更小的市场，如芬兰。在这些市场中，只需要很少的购买量就可以使得该游戏在排行榜中排名第一。接下来是瑞典和丹麦，然后是捷克共和国和希腊。当该游戏拥有了30 000～40 000的下载量时，他们开始通过Chillingo发行该游戏，这是一个与苹果有着紧密关系的游戏发行商。凭借Chillingo与苹果签署的分销协议，苹果决定在2010年2月11日将该游戏置于App store的首页。基于这种情况，Rovio为该游戏提供了一个免费、简化的版本（其正常售价为0.99美元），以及一个YouTube的视频来描述该游戏的特征。最近这个游戏的预告片已经有超过7 400万的观看次数。在三天内，《愤怒的小鸟》在App Store排行榜跃居第一。随后，他们为iPad开发一个高清版本，售价为4.99美元。

从此，《愤怒的小鸟》开始了疯狂的滚雪球式发展，创造了软件销售的新时代。软件不再像以前那样在商店中高价出售。后来的分析认为，Rovio的收入在5 000万~7 000万美元之间。该游戏的下载次数超过了5 000万，并孵化了一个特许经营企业和拍摄一部电影的计划。基于该游戏内容开发的动物玩具的销售量也突飞猛进。2011年3月，Rovio已经有能力从Skype和Accel Partners 这样的投资者那里筹集4 200万美元的资金。

我提供这些信息并不是认为通过合作的模式来开发视频游戏，等同于我在之前章节中提到的创造那些能改变世界的设备。但是开发周期的确受到了挑战，Rovio的工匠模式更适合当前美国无处不在的产品开发周期，要求创意在进入开发阶段前通过市场研究者和测试程序的科学检验。

珍妮·甘的“创新工场”

随着对功能的愈发重视，以及激情在工匠的过程中逐渐减少，一些美国建筑师开始倾向于更个性化的Rovio工匠模式。这种模式现在更为那些被大项目雇用的小公司接受，如果在20年前，这些公司可能会成长为像Skidmore、Owing&Merrill之类的大公司。这一现象与计算机成像软件的出现有关，这一软件使得小的建筑公司也能进行高效、精确的图纸和模型制作，而同样的工作以前则需要数十个制图人员花费几个星期到几个月的时间。

客户们还发现，小型公司更有可能通过团队工匠的方法为问题找到创新性的解决方案，而传统公司的开销更大，还会耗费较长时间。

甘建筑工作室（Studio Gang Architects）的创始人是“麦克阿瑟天才奖”获得者珍妮·甘（Jeanne Gang）。这家位于芝加哥的公司的成名作是Aqua，一个位于湖岸东社区的82层分契式公寓。

公寓塔顶于2010年正式完工，并成为芝加哥最高的公寓之一。其起伏的结构混凝土阳台受到了评论家的赞赏，阳台的不规则形状不受常见建筑桎梏，给人带来类似密歇根湖的审美感受。该设计还有实际用途：阳台就是用户的被动式太阳能百叶窗，可以获得从高处俯瞰整个城市的完美视野，而这是在风城（芝加哥的别称）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享受的。这个环境友好型建筑安装了耐热反光玻璃，阳台阳光充足，雨水收集和存储装置可以为绿色屋顶提供灌溉。

甘成长于伊利诺伊州的贝尔维迪尔，芝加哥郊外的一个小镇。她的父亲是一名土建工程师，她小时候一直跟在爸爸后面，走过了伊利诺伊州乡下的道路和桥梁。甘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和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完成学业后，于1993年进入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在鹿特丹的公司工作。

在赢得了为伊利诺伊州罗克福德的洛克谷学院（Rock Valley College）设计剧院的项目后，她跳槽到芝加哥的另一家公司，并在不久后的1998年开始她的实践。甘非常重视这一项目，她提前了解到学院院长是一位水力工程师，剧院的承包商建设过大桥。运用自己的知识，甘提议剧院建造一个折叠活动的屋顶，并聘请了一位结构工程师来实现这一设计。很快她就开始了这个项目，并在2003年完工。

甘建筑工作室拥有35名员工。工作室因为其现有的工作方式，即团队工匠模式而获得了一些收益。当《大都市》杂志（Metropolis）的斯蒂芬·扎克（Stephen Zacks）于2008年拜访他们时，他将设计团队描述为“惊人的放松”，尽管至少有四个项目同时处于制图阶段，还有一个印度海得拉巴高层住宅开发的方案需要设计。

记者看到的是设计师团队在办公室中开展分组活动，由甘的合伙人、丈夫马克·申德尔（Mark Schendel）管理。甘静静地坐在旁边的一个办公室中，只是偶尔过来以合作者的身份参与一下。

从本质上说，甘有机的建筑设计来自有机的设计场所。她告诉《大都市》杂志：“我喜欢让人们迸发出新的想法，不怎么喜欢坐在这儿画图。我更喜欢思考某个创意，然后立马跑出去问他们‘你怎么看？’我需要了解大家的反馈。”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有幸访问了一些小型公司，这些公司都重构了工作场所以适应新的工匠方式。是的，它们大部分都是宽敞、开放、阁楼式的场所，在这里员工们随意地坐在桌子上，而不是小隔间或者封闭的办公室中。但是，这些工作环境并不流行于网络公司中。这里没有乒乓球桌或者按摩椅，没有免费的食物和浴室，这样员工不用在连续的加班之后离开公司就可以得到好好休息。这种工作环境的要点就在于不让员工感到枯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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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精神新思维

我们要重新定义创新工作场所的概念，工匠和发明者可以与他们的员工一起致力于新产品的开发，展现不受约束的人类思维过程，同时允许不可避免的问题发生。

在这样的环境中，根据正在进行的项目的特征来重新配置里面的摆设也很正常。这些工作场所应该有扁平化的结构：如果CEO坐在他的员工之间，不要感到惊讶；这并不是矫揉造作，而会有利于让每个人密切关注新创意的发展。

这些新奇的工作场所缺乏一些传统美国公司的特征。工作人员被劝导要相互尊重，并且禁止大声叫喊。并不是每个创意都是好的，但是团队会对每个创意进行考虑，通过标准化的合作过程进行筛选。观察者可能会注意到有一些愉快的交谈，但这些并不是毫无作用的消遣——这能提高生产者的效率。

这些创新中心已经知道了一些很多大型美国公司还不知道的东西：发明是特殊的、困难的、有趣的、令人沮丧的。美国人经过正式培养，具有物质刺激性，非常适合追求创新。世界上很少有国家能同时拥有孩子般的天真好奇和加尔文主义的工作道德，以及近乎无限的金融资本来维持这种张力。我只能想到一个国家，那就是美国。

这并没有让我感到惊奇，尽管这是件令人出乎意料的事。我偶然发现了一件触动我的事情，是关于一个工匠在北加利福尼亚运营一个夏季项目。这个工匠的名字就是吉佛·图利。

工匠精神2.0：鼓励孩子做点儿危险的事

已经40多岁的吉佛·图利，终于在七八年前正式面对了他自己的童年。这发生在他所有的朋友都开始当父母的时候。因为自己没有孩子，所以图利从未思考过他的成长过程。在30岁出头的时候，有一次去拜访一位有孩子的朋友，一件事情让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他们当时正在聊天，突然他的朋友对正无聊地挥舞着一根棍子的孩子大吼道：“那是棍子吗？你知道规则的。不要玩棍子！”从那时起，他就开始研究为孩子们制定的各种规则，以及出于对安全的顾虑而带来的成本。

当图利清楚地了解现状之后，他发现自己在加利福尼亚门多西诺度过的童年完全不一样。他的父母没有制定规则来束缚自己的孩子，不像他的大多数朋友那样。“在那段日子，他们会一大早把我从后门赶出去，”他说，“而且他们会让我在外面一直待到天黑。”

他可能会去朋友家，也可能骑着车子出去玩。没有人知道他在哪儿或要去什么地方。也许他正带着一些工具在树林中建造小城堡。也许他正从一块大石头上跳进河里。“我那时可以在一系列的微小碰撞和刮擦中感受到危险和刺激，也有可能会撞破这儿或那儿。”他告诉我。

图利并没有因为这些经历而伤痕累累。相反，这些经历赋予了他对世界的好奇心。图利的观点天真烂漫，很有诱惑力，可以被描述成“工匠2.0”版。

我在纽约与图利见面。那时他正在去欧洲的路上，去再次进行他著名的TED大会[1]演讲。2007年3月，图利进行了他的第一次TED演讲，题为《你应该让你孩子做的5件危险的事情》。最初的清单为玩火、拥有一把小折刀、扔标枪、拆东西或者违反《数字媒体版权法案》（Digital Media Copyright Act，即将收费格式的音乐转换为MP3格式）或开车。图利以幽默的旁白的形式表达了对每件事的观点，认为这些被禁止的活动可以为孩子提供亲身学习的经验，也可以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和独立能力。网上该演讲视频的观看次数已经超过1 500万。

TED演讲专注的是一些与传统智慧背道而驰的创意，通常由各个领域知名的领袖进行演讲。过去的TED演讲者包括比尔·盖茨、比尔·克林顿、阿尔·戈尔、谷歌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珍·方德、戈登·布朗、理查德·道金斯，以及各类诺贝尔奖获得者。图利既不是某个领域的领袖，也不是知名人物。他是一名合约电脑程序员，最近正在建立他的第一个儿童暑假项目“工匠学校”（Tinkering School）。

图利出生在加利福尼亚门多西诺，距旧金山三小时车程。他认为自己的父母更像是避世派而不是嬉皮士。他的父母喜欢听爵士乐，而不是摇滚乐。门多西诺是一个古老的伐木城镇，在20世纪40年代销声匿迹，又在1957年作为一个艺术家庄园再次复兴，因为当时那里建立了门多西诺艺术中心。便宜的土地吸引了旧金山嬉皮士来到加利福尼亚的北海岸，图利将他的父亲描述为“渔夫—严厉—奇装异服的诗人”，会选择非传统生活方式的人。

他对那段时间最深刻的记忆是他爸爸的朋友，一些艺术家和创意家，是如何把他看作一个成年人的。虽然当时他还是个小孩子，但这给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没有必要去说服孩子。

1973年尼克松当选总统后，他的父母选择将家搬到加拿大的一个小镇，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纳卡斯普，以示抗议。8岁的他很难适应更加恶劣的加拿大寒冬。当冬天的大雪飘下后，道路被封闭了，学校也关闭了。但是随着积雪融化，图利和他的兄弟又得到了很多的好处。他们家附近有一条小溪，他们可以坐在轮胎上顺流而下。这一过程充满了冒险，引领他们更加亲近了自然——他们经常能看到熊、美洲狮和其他野生动物。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冬天总是快乐的，在寒冷的天气中，需要一些创新性的解决方案来解决一些不寻常的问题。比如，他们需要建立一个冰坝以保证在冬天有足够的水供应。在尼克松的两个任期内，他们一家人都待在加拿大，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图利读完了初中。到1975年他们重回加利福尼亚时，他该上高中了，此时他在学习上遥遥领先于同班同学。他将面临数年的烦恼，但是这种烦恼也带来了一个机会。

随着从那些他已经熟练掌握的让人心烦意乱的课程中解脱出来，他开始沉溺于自己的思想中。他集中注意力，用自己的想法来娱乐自己。图利的思维一直很活跃，这正是一个锻炼思维能力的好机会。高一时，学校引入了一个名为社区学校的项目，可以为像他这样的非正统学生提供更多的创新性学习机会，该项目也服务于那些他口中的“门多西诺县的野孩子”和那些需要学校教育者密切关注的孩子。

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图利被诊断有脊椎前移——由于先天性缺陷而导致的螺旋扭曲的脊柱。13岁时，他开始经历痛苦的坐骨神经痛，和左腿长期灼热的疼痛。他需要进行手术，因为他脊椎中的四个脊椎骨长在了一起。后来，图利被放置在一个定制的身体支架中，支架从膝盖包到头顶，他被悬浮在两个钢圈之间的横梁上，以保证他的身体处于正确的康复姿势。钢圈是放在一个有着滚轴的托盘上的，这样他就可以自己翻身，不会得褥疮。整个装置安装在车轮上，他可以用戴着手套的手移动。

他就这样生活了三个月。幸运的是，一个在社区学校工作的女士主动提出每天接他去学校，因为他的父母都需要工作。那位女士每天开着货车来，在斜坡的帮助下把他运上车。在学校里，他会在校园内散步。“我的腿得到了轻微的舒展，我穿上了适合这些装置的运动裤，在公共场所显得小心谨慎，”他说，“这就是我在那段时期内的生活。”

这对于学校的长期发展是有利的，学生们都会去参加该项目，图利也得以通过这种方式度过一段愉快的校园时光。事实上，因为项目中的许多孩子被允许参加那些他们能想象到的任何教育项目，他当时的不寻常的状态不再显得引人注意。显然，一些学生误以为他的病来自某种户外经历。在那段时间里，一些想法开始出现在图利的脑海中：如果能顺利地活下来，他就能渡过任何困难。图利不再害怕别人异样的眼光，他决定去追寻自己的梦想。

正是这段不同寻常的经验让图利相信他已经找到了他即将为之奋斗终生的工作：工匠学校。

他最根本的原则是孩子可以做真正的工作。工作不能抽象到孩子不能理解的程度。既然要让他们去读物理书，为什么不通过设计一个物理物品来传达相同的理念？同样的方法也可以运用于音乐、艺术，甚至是历史和哲学。

他回忆道，在大约6岁的时候，他开始问那些来他家的成年人他是否可以跟着去他们去的地方。他对于大人们做的事情非常感兴趣。他会获得大家友善的目光，然后遭到礼貌的拒绝。随着他长到了9岁，人们开始同意他的请求。在他早期的经历中，他曾搭乘他家朋友的顺风车到了旧金山，在那个城市待了几天，然后和朋友一起返回家里。

在拿到普通教育发展证书顺利高中毕业后，因为他接受的是非传统教育，图利申请进入圣迭戈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并获得批准——来自贫穷家庭的经历帮助了他。虽然大学是他第一次经历传统的教育模式，他仍在质疑这一切对他是否有价值。图利在进入大学三年前就已经以计算机程序员为职业谋生。15岁的时候，他被雇用为医疗设备写代码。

果然，大学并不适合图利。他开始重新感到厌烦。除了电影和创意写作课，他感觉不到其他有价值的东西。他就这样度过了学年的四分之一。

他留在了圣迭戈，他的女朋友也完成了大学学业。当她前往圣克鲁兹时，图利决定跟着她。图利找到了一份在一个小型的先进电脑销售店维修第一代便携式电脑并兼卖打印机的工作。在那里，他看到了一个典型的问题：因为用户不知道在电脑提示插入第二张光盘时先将第一张拿出来，所以会将两张光盘留在磁盘驱动器中——那是1981年。

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样平凡的工作是份苦差事，但对图利来说，这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当Kaypro II上市的时候，他们解决了上一代电脑中的很多问题，”他说，“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本来我已经对第一代Kaypro的结构非常熟悉了，现在随着Kaypro II的上市，打开电脑，就可以看到那些细小的变化是如何弥补第一代产品的机电问题的。”

图利后来意识到他在门多西诺的成长经历赋予了他从另外一种视角观察世界的能力，并且使他免受野心和成就的概念的影响。“那里并没有走出去然后做自己的事情的文化，”他说，“过低调中庸的生活也很正常。这并不是因为人们懒，而是因为伟大的抱负才是不正常的。没有这种抱负很正常。”很多人都搬到门多西诺这个地方，以逃避城市，过一种安逸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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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精神新思维

图利将他和其他美国人感受到的工匠精神与19世纪中期美国的西进运动结合起来。在那个时期，美国政府鼓励人们去西部的决策，对这个年轻的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很明显，还有其他激励因素（比如加利福尼亚的金矿）促使人们这样做。但是，推进未知领域的概念几乎影响了美国人做的每一件事，无论是否有必要。相信事情会越来越好很正常，但是足够好则永远不会足够好——美国人并没有适可而止。

当然，并不是每个美国人都会成为工匠，但是许多人都有潜能，如果他们愿意更努力点的话，等待他们的将是名誉、成功和认可。

让我们用法式薯条举个例子。法式薯条是在别处发明的（虽然它的发明地现在还有争议），但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J. R. Simplot公司对细的油炸土豆进行了进一步完善。该公司是由杰克·辛普特（J.R.Jack Simplot）在14岁时建立的，位于爱达荷州，主要批量生产Simplot的冷冻油炸食品。1967年，Simplot达成了与Ray Kroc的合作，为麦当劳提供冷冻法式薯条。但仅仅完美的法式薯条是不够的，还需要更多的创新。这样一来，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产品，包括无纹薯条，华夫格薯条，炸薯圈，炸嫩马铃薯。 “法式薯条制作机器的分类也是十分荒谬的。”图利轻笑着说道。

吉佛·图利的“工匠学校”

2005年，工匠学校成立了，首先开展的是持续6个夜晚的户外夏令营项目。项目的第一批营员是他的外甥女以及一些朋友的孩子。其中有一个孩子直接从法国飞过来参加，另外两个从康涅狄格州飞过来。图利并没有得到夏令营资格认证，唯一的宣传方式仅限于他的博客。为了让项目更具挑战性，在开展第一期项目的时候，图利还从事着软件工程师的全职工作。在孩子参加夏令营之前，父母们需要签署一系列文件。他们需要写下“我已经了解到我的孩子在参见夏令营过程中有受伤或者死亡的风险”。

工匠学校成立的第一年，学校准备了很多三合板和宽60厘米厚10厘米的板材。孩子们第一天的任务就是制作一个椅子。图利首先把椅子从工作室拿出来，然后让孩子们坐下。在一阵紧张的窃笑之后，图利让孩子们自己制作其中的一些椅子。第二天，他们的任务是建造一个6米长的连接工作室中办公桌和一棵树的组合桥，并且这个桥要能够承受整个班级成员的重量。第三天，他们要建造各种高度的塔，其中最高的塔能让成员们爬上工作室的屋顶。

夏令营最后的两天，孩子们在图利和其他成年人的帮助下，用木头制作了一个过山车。为了保证项目的连续性，图利本来希望增加另一个关于轮子的项目，但是他后来发现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这个过山车其实就是一些安装在轮子上的椅子在桥梁和高塔之间移动，”他说，“这说明孩子们已经具备了这一系列的技能，当你把两块木头连结在一起时记住这点很重要，因为你可能最终会制作出一个结构松散的物品。”

工匠学校的第一期课程阐释了工匠的一个关键原则：借鉴前人发明。图利认为，基于这一周的工作，孩子们已经能够解决安装过山车方面的一些问题。“只有两天的时间进行安装，还要调整所有的衔接处和角落。”他说。最后，成员们成功建造了36米长的轨道。

工匠学校的时间被分成若干个时间段，在每个连续的时间段中，因为不同的团队完成项目的时间可能不同，图利还提供了一些额外的选项。孩子们可以在建造高塔之前制作梯子，但是图利认为他们可以跳过这个步骤。本来还有一个选项是设计伦敦大桥式的吊桥，包括两个桥塔，悬浮的结构和可以动的路基。“根据孩子们的速度，我认为我们可以将过山车推迟到周六早上。”

图利关于工匠学校的主要观点在于，所有的项目必须是真实的，不存在虚假的工具或者预先设定的结果。换句话说，如果孩子们能够建造他们自己的船（他们做了一整个夏天），那么他们就需要去水中试航。如果船不能漂浮，孩子们就会掉进水里。

图利的理论核心在于，如果孩子们感觉到他们的这些经历和课堂的教育是一样的（换句话说，结果已经显而易见），他们的兴趣就会减少。但这并不表明他在某些项目中没有潜在的目的。

“比如对于桥这个项目，我希望让孩子们了解为什么世界上大多数的物体都是三角形结构的。”图利一边说，一边在他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的空白页上画了一些东西。三合板都是10厘米厚，60厘米或者40厘米宽。“我们还有宽60厘米厚10厘米的木材。这些约束为他们提供了工作的问题空间。”目的是让孩子们学习如何用现有的材料完成任务——这是工匠精神的精华。

然而，图利发誓，直到他们最终完成了任务，他都不知道孩子们将会怎么去建造过山车。

图利在自己的家里举办了前三届的工匠学校活动。随着参加学习的人数不断增加，他租了一个24千米外的农场作为办学场所。每个学期，只有75%的学生需要交学费，价格为每周1 450美元，这些钱被用来资助其他25%不用付学费的学生。

在此过程中，图利的朋友都建议他去参加TED大会。他是第一次参加，作为参会者，他自己付了路费。然后，TED主席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在大会开始前，用半天时间对参与者的到来表示了感谢，同时欢迎参会者将自己的想法分享给大家。

图利向大会提出了一份建议。他的演讲主题是《你应该让你孩子做的5件危险的事情》，同时他打算提供一些视觉教具。很快，他获得了安德森的回复，他的建议已被采纳。然而，他仍然要支付数千美元的参会费（官方的演讲者会获得一定折扣）。

2007年3月6日，图利第一个在TED预备会议上发言，在一些名人，如风险投资家约翰·杜尔（John Doerr），总统比尔·克林顿和歌手保罗·西蒙（Paul Simon）给大家带来生动演讲的1~2天前。他被允许分享一些他在举办工匠学校暑期项目时的想法。他的第一个演讲是在一个小房间进行的，里面坐了一半的人。演讲时间为9分多钟。但是在演讲间隙的两个小时中，他突然发现自己被换到了最大的房间里，并面对着很多的观众。本来，也许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但是他的演讲被选作第一个发表，并被录像传到网上，演讲在网上得到了快速传播——他成了网络名人。

图利打算把自己的想法写成书，但是他发现传统的出版商不愿意冒险出版一个新作者的书，何况这位作者在书中主张让人们允许自己的孩子玩小折刀以及做其他危险的事情。图利感到很沮丧，并决定在妻子朱莉的帮助下自己出版。在经过3个月每天18个小时的工作后，名为《应该让孩子做的50件危险的事情》（50 Dangerous Things You Should Let Your Child Do）编写完成。这是一个真正的工匠的努力：朱莉对其进行了排版，并在InDesign软件的帮助下进行了设计。他们同亚马逊的一个按需印刷的出版商签订了合约。书本的价格为25.95美元，这也是他们能够卖出的最低价格。据乐观估计，在美国每卖出一本就能赚6美元。他们的书在亚马逊上卖出了12 000本，2011年春天，企鹅出版集团同意出版这本书的增补版。

但是，图利的生活目标并不是成为畅销书作者或者演讲家。他认为美国浪费了国家资源——新一代儿童的创造力和创新力。图利相信现在的美国教育趋向于创造更多的消费者而不是创新者。他认为这并不是巧合，大部分成年人对于高中最美好的记忆要么是社会活动要么是体育运动。

在孩子们参加工匠学校的活动一两年后，图利经常回访他们对于这段经历的看法。他很惊讶很多以前的营员在多年后仍能回忆起这段经历。“他们能清晰地记得做过山车、飞悬挂式滑翔机以及乘帆船和骑摩托的细节，这些都是自己动手做的，源于这些经历的哲理也深深融入了他们的脑海中，形成了永不磨灭的记忆。”他说。

图利相信学校的理科班应该通过和戏剧班竞争来提升学生的记忆空间。英语班应该充满激情，这样我们就能从英语班的记忆中筛选出足球的记忆。他认为学校应该在测试学生课程分数和考勤的同时，测量孩子与实践接触的程度。

值得一提的是图利作为一个教育者并未接受过正式的训练。“关于教育学的那些书我都没有看过。”他开玩笑道。当然，图利并没有自己的孩子，这也使得他远离了那些父母很担心的问题。他看到自己的兴趣和这些孩子们更相似，看到了什么才能真正地吸引他们。他说他可以陪着一堆棍子和麻线度过一整天，并说明他可以用这些东西做什么。

图利认为工匠在本质上是天生的，他们拥有从一些已经存在的事物中创造出新东西的“超能力”。但是孩子从上学开始会逐渐改变直到成年。不幸的是，推动孩子改变的正是所谓的公共教育。随着社会进入量化教育阶段，很多课程都倾向于关注中学生在标准测试中的表现。

后来，图利扩展了其工匠学校的业务，他与另一位教育家布赖恩·韦尔奇（Bryan Welch）在旧金山共建一所名为Brightworks的私立走读学校。在2011—2012学年，Brightworks招收了20名一年级到七年级的学生，学费为每年19 800美元（虽然至少有1/3的学生获得了财政资助）。

最初的学生男女各占一半，有文化差异，还设计了让年长的学生和年幼的学生一起工作的项目。图利的目标是每年都有新的学生，将课程增加到12个年级，最终达到80名学生。

他为我展示了他的笔记本，里面画了各种图形、象形图，以及各种箭头、波浪线。这些东西看起来更像某种小题大做的装置的设计，而不是一种新的教学经验。

这些涂鸦最后成为了Brightworks这个学校的蓝图，展示了每个学生在学校的项目中经历的三个学习阶段：探索、表现和展示。

图利说，开办这个学校的想法最初来自他在旧金山探索馆看到的行为，这是一个面向孩子的科学博物馆。“如果你选出一个展品（无论是哪个展品）然后静静地看着这个展品20分钟或一个小时，你将会看到一个小孩也跑过来模仿你的动作。然后，小孩的父母会过来，开始阅读墙上的说明板，并告诉孩子‘哦，按这个键，这是我们刚刚看过的，我们走吧。’45秒之后，父母们会忽视孩子们正在参与什么，直接将他拉走。”

图利喜欢这样的而不是传统的学校经历，在传统的学校中，知识是在45分钟的课堂上被“处理”的，学校花了很多的钱尝试让这45分钟达到最高效的成果。

THE TINKERERS

工匠精神新思维

他相信，真正需要的是不同类型的教育经历而不是过度的微调。他认为某种类型的混合教育，包括传统的书本教育、其他类型的教育以及实践可以很好地解决问题，因为只有7%的学生在接受现有模型的服务。

20世纪90年代，一种基于自由学校和瑟谷学校[2]的模式取得了爆炸式的发展，这种模式去除了等级、课程、传统的师生层次结构，以实现更好的学习。图利将这些经历看成教育演化过程中必须经历的步骤，但是他的学校只会借鉴其中的某部分，他承认自己缺乏对教育历史框架的了解。

从那时起，他开始将学校的项目主要交给布赖恩·韦尔奇负责。韦尔奇拥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育学和新闻学双学士学位，运营着一个名为“好奇之夏”（A Curious Summer）的夏令营项目，主要通过探索的方法来发现和学习，强调自我探索。图利认为韦尔奇成功地去除了他所谓的“独裁的角色”——由他决定孩子们在工匠学校中学习什么项目。2011年夏天，好奇之夏开办了为期一周的探索声音的自由项目，鼓励孩子们制作自己的乐器，学习音乐理论，组装自己的麦克风和扬声器。

在混合模型中，两人想到他们可以开展一系列关于风、发电、航海史、气象学或者艺术的项目。然后，他们带着学生进行了探索之旅，在此期间，每个学生都找到了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图利和韦尔奇在前几年进行了试运行）。最后，学生们组成了2～4个小组来完成各自的任务。正如图利描述的那样，开始学校就像是博物馆一样（探索阶段），然后会通过每个项目变成工作车间（工匠阶段）。在这时候，就需要有足够的数学技能来计算每个孩子需要多少PVC管来完成一个特定的项目。“主要方法就是基于当时的情景来研究这些问题。”图利说。

如果那天的主题是风，那么学生的开始活动将是放风筝，体验风洞，建造风力涡轮机（探索）。然后，他们进入自己制作的阶段，包括制作一艘帆船或者创作一件关于龙卷风的技术作品（表现）。最后，学生将进行集中展示，将他们的作品展现给同学和老师。同时，他们还要制作一些文档，记录下他们学到的东西。

尽管这是种扁平化的教育模式，学校并不避免成年人的监督。学校的教师学生比率为6：1，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指导老师，他会在任何项目上给予协助。学校的员工每天都与孩子们一起吃午饭，并在休闲时间与孩子们进行沟通。

多亏加利福尼亚自由的学校认证法律，Brightworks得以发放学位证书，尽管对于孩子们准备高考的帮助甚小。学校之前就对家长们声明过，如果他们希望孩子去参加高考，他们可以参加一个课外的SAT准备项目。图利说学校的管理已经接近一些大学的水平，图利认为或许可以考虑孩子在学校修的课程，并进行认可。

图利承认他对Brightworks还有很多计划。“我刚刚还进行了一次融资，”他告诉我，“一切事情都还未具雏形。”

工匠精神，关乎美国的未来

事实上，这不仅限于图利的新学校。随着本书的完稿，美国的失业率已经达到了8.2%，远高于充分就业线5%。但是同时，小商户和招聘者又声称没能招收到拥有必要技能的员工。最难招到员工的职位包括软件和信息技术人员、机械操作员。其中，排名第一的是工程师。

只有时间才能分辨美国是否正在恢复她的工匠精神，但是毫无疑问现在更多的人在寻找新的方法重新点燃这种火花。这甚至通过一些渠道成了流行文化。

最近我碰巧看到一部以工匠为主题的小说《新未来原创故事》（An Original Tale of the New Future），作者是一位受人尊重的科幻小说家大卫·布林（David Brin），他以提升宇宙（Uplift Universe）系列闻名。尽管明显受到了出版商的影响，这本书还是具有自己的特点。通过插画的形式，布林很聪明地展望着并不久远的未来，那时喷气背包和悬浮汽车都很常见，但是美国的基础设施却崩溃了。插画作者简·范特（Jan Feindt）的配图巧妙地将我们周围迷人的技术和一个在衰退的社会进行了对比。

在书中，主角丹尼·中村（Danny Nakamura）和他的高中同班同学因为一座旧桥的坍塌差点死掉。中村随后开始寻找美国到底哪里出了差错。在这一过程中，他遇到了一些思想家，并被告知一些可能的原因。“美国人是世界的少年，”其中一位思想家说，“她的优点和错误都是青春期的特征，就像我们的热情和易于厌倦。”另外一位思想家则认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不仅归功于它的勇气和生产力，还应归功于其工匠队伍，那些玩着汽车和收音机长大的数量众多的年轻人，正是他们掌握着打赢战争所需要的机器。相比之下，虽然各有各的原因，现在的年轻人却把时间都花在了视频游戏上。

预测美国衰落的其他原因还包括个人主义崇拜、抛弃纪律的教育系统、非银行家的MBA经营着银行和过度的军费开支。

在故事的最后，最开始坍塌的那座桥由一些经验丰富的专家重新组装起来。“它采用了新的设计方法，”中村说，“通过研究，我发现最重要的还是人：以国家和社会而自豪；热爱进步和文明；好奇并有技术；以及生活在一个能够通过关爱和技术治愈的世界。”

布林笔下的工匠还是捕捉到了一种基调，即美国可能需要适应工匠精神的回归。毕竟，书籍对于严肃和轻松的结合能很好地符合我们的口味。我们是世界的少年，虽然我们不愿承认。但是即使是最天才的少年有时也会在工作中偷个懒，休息一下以思考他的美好未来。

[1] 了解TED大会更多资讯，参阅由湛庐文化策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TED演讲的秘密》。——编者注

[2] 美国第一家自主学习学校——编者注

结语

呼唤工匠精神

传统教育不利于工匠成长

本书描述了美国工匠的形成过程和思维方式。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正在失去一个使自身成为世界一流大国的关键特征。我希望这本书中包含的那些故事能够鼓励读者去思考如何培养自己和孩子的工匠思维。

我没有在书中提及教育改革或者重新确立美国人价值观的补救方法，因为我认为这些评论很可能带有我的主观色彩。我希望这本书通过：研究美国的工匠历史，能够为人们发现内在的工匠思维或者支持某个人的工匠行为提供案例支持。

我想强调，复兴美国的工匠精神并不意味着有更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毕业，就像迪恩·卡门在第2章中提到的那样。

毫无疑问，如今大多数的创新都发生在科技领域，但是我相信如果一个社会过度专注于追求某种独特的技术，就会丧失在更广阔的空间中进行思考的能力。我担心我们虽然成为了专家，却也成为了真正工匠的敌人。

这可能是成本不断上升的高等教育导致的结果。随着大学学费的不断上升（平均年增长为8%，几乎是通货膨胀率的两倍，这意味着过去9年上大学的成本翻了一倍），教育专家一直在寻求更高的投资回报，而不在意一个全面的工匠的价值。如果父母愿意支付数十万美元来培养自己的后代，就需要得到明确的回报，即所谓的快速发展的行业中的高薪职位。

反对这个观点可能会打击一批文化精英。毕竟，只有社会中的精英阶层才支付得起几十万美元，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够在全球化的经济中独立谋生。但是，这种实用性极强的教学方法并不能保证长期的成功，2007年，NFI机构的研究表明，调查中一半以上的高级管理人员倾向于喜欢专家而不是通才，有1/3的组织喜欢通才，而1/5的人表明他们部门在通才的帮助下更有效率。

换句话说，管理者希望他们的下属既是专家也是通才。“但比较讽刺的是，美国公司中创新和长期的成功是由通才驱动的，专家则会经常受到副总统级别及以下的奖励。”一位调查人员解释道。

奖学金和其他类型的金融资助使得更多的美国人可以接受传统的文科教育。但是，如果社会中所谓的实用主义者忽视了通才的优点，则会埋没真正的工匠。如果你在社会中的角色已经由你接受的教育和从事的职业决定，那么你通过重组现有的零部件改变某种工作方式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

专业化也会让人失去美国人的信仰——只要努力，一切皆有可能。美国工匠精神最主要的部分就是在事物的碰撞中找到灵感。美国人崇尚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喜欢乔布斯和巴菲特。最近几年，在意识到这种趋势后，企业招聘者开始寻找那些所谓的T字形人才：一竖代表在某个领域有着深入的研究，一横表示能够与来自其他领域的专家合作——他们能够很好地了解自己专业领域外的东西。

爵士乐评论家加里·吉丁斯（Gary Giddins）将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写成了传说中的爵士乐小号手和艺人。阿姆斯特朗因他艺术化的即兴能力和喜剧化的舞台形象而闻名。吉丁斯了解阿姆斯特朗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在30多岁喜欢贝尼·古德曼（Benny Goodman）的斯温·卡拉瓦（swing caravan），在50多岁喜欢上查克·贝里（Chuck Berry），或者迷上在交响乐的管乐组中流行起来的颤音的那些人里，有多少人知道他们所处的世界受这位爵士乐家的影响有多大？

真正的美国工匠就像阿姆斯特朗这样。他们虽然用方言说话，但是却用自己的创造力和激情取得了新的突破。当然，也有很多符合这些标准的人在科学和工程领域工作，但是愚蠢的是他们会限制自己的工匠能力。并不是每个人都是杰出的工匠，但是每个人都有进行创新的能力。

在以结果为导向的尝试中，很多美国学校越来越重视提升考试分数，而不是图利的学校推崇的那种身临其境、基于实践的学习。

一些人尝试改变这一现象。2005年，著名创新和设计公司IDEO公司的CEO大卫·凯利 （David Kelley），在斯坦福大学建立了普拉特纳设计学院，一个被称为d.school的无学位项目，来教斯坦福大学的七个研究生院中的学生如何拥抱不确定性、实验和失败的可能性。2011年，d.school的执行总裁乔治·肯布尔（George Kemble）告诉《华尔街日报》，d.school所做的就是帮助学生忘记他们在小学学到的东西。肯布尔解释道，对失败的恐惧在那些习惯应试的学生中很常见。“我们想让这些研究生与他人合作，勇敢地走出去冒险。”他说。

我女儿在小学中的某段经历非常典型。我们住在离纽约不远的康涅狄格州郊区，这里以其特殊的公立学校而闻名。很多家庭搬到这儿来都是因为这里的学校很好。这里学校老师和学生的水平足以与国家最好的私立学校媲美。

但是，我的女儿很不幸进入一位缺乏激情的教育者的班级里。大多数的优秀教师都知道考试是教学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同时还要拓展孩子的其他创造力，但是这位老师却坚持按照国家规定和董事会的要求教授课程。

更糟糕的是，该老师使用情绪性的话来评价学生的表现——我的女儿因为在完成书法练习任务后用彩色的笔进行了标记而遭到了她的责骂，并在作业的首页被写上了“请保持整洁”——她过度地使用了规章纪律。除此之外，她对于与课程没有直接关系的话题毫无兴趣，也不会在课堂上使用实例解说。

在整个学年中，我的妻子和我十分愤怒，努力保护女儿不受伤害。在家里，我们会丰富孩子的活动，包括读喜欢的图书、去博物馆和戏剧院、猜字谜，做数学练习。女儿表现出对艺术的浓厚兴趣，所以我们帮她安排了一家课外艺术俱乐部和每周的钢琴课。

后来，我们在家长会上对老师进行了一些暗示，老师开始为女儿提供她梦寐已久的机会：选修一门课并将成果展示给同学们。可以看出来我女儿紧张又兴奋——她终于有机会展现她的个人兴趣和创造力了。

作为一个刚入门的艺术爱好者，她选择巴勃罗·毕加索作为展示的内容。妻子和我高兴极了。我们带她去了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在那儿她近距离研究了毕加索，并选择了一个展示的主题。她打算为同学们讲解立体主义——他们看到的是什么，为什么毕加索能画出他看的方式。她开始在网上查资料，并记录下一些关键要点以组织自己的想法。

不幸的是，她的老师似乎忘记了这个约定，也没有及时跟进工作。我的女儿并没有气馁，反而继续自己的研究，即使没有来自老师的反馈。她对毕加索绘画的方法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并整理了一些从当地图书馆借来的艺术书籍。

在经过我们的交涉后，老师对该计划进行了重新安排。大家一致认为这次展示进行得非常成功。然而，在学期结束的时候，她的这次展示并没有反映在标准的成绩单上（唉，即使是成绩单上的评语也都是标准化的）。

在学年结束后，妻子和我都松了一口气。那年夏天，女儿向我们表示她在上学年中最难忘的经历之一就是在春季学期的最后时刻打扫教室。她说她很喜欢指出什么东西适合放在什么地方，等到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好后她会获得一种满足感。“这比在教室一直坐着有趣多了。”她告诉我。

众筹、创业营和孵化器，资助工匠的3种新方式

过去几年，美国出现了一种新的公司，似乎知道了学习更多的技能并不有利于鼓励工匠或者创新。或许美国公司的行事方式彼此有些不同，但是基本的理念是不变的。相比于从前端解决问题或者将压力施予工匠，它们更倾向于通过资助工匠行为从后端解决问题。

很多这类公司通过众筹的方式运营业务。众筹利用互联网的力量让陌生人捐钱来赞助一个独特的发明或者有创新的项目，并在项目完成后可以获得回报。

另一个相关的商业模型是“种子加速器”，指初创科技公司快速成长或募集资金的方式。不同于传统的风险投资公司—— 一大堆企业家去竞争少量的利润丰厚的投资机会，种子加速器的框架是为一大群初创企业提供小型的资金资助机会，或者为没有经验的公司提供咨询和支持服务。加利福尼亚山景城的Y Combinator就是这种模式，科罗拉多州博尔德的TechStars也是如此。

保罗·格拉汉姆（Paul Graham）于2005年创立了Y Combinator，他是哈佛博士毕业的计算机程序员。格拉汉姆把它建成了初创公司的训练营地，每年举办两期3个月的教学。在这期间，15～20名企业家会用公司6%的股票换取从Y Combinator经验丰富的专家那里学习的机会。这就为每个初创公司提供相应的少量资金，在14 000～20 000美元之间，资金的多少根据创建人的数量而定。这样可以使得参与者在参加该项目的时候不用进行其他的工作。在Y Combinator帮助的300多家公司中，大部分都获得了成功，包括Airbnb、Dropbox和Scribd。

连续创业者大卫·科恩（David Cohen）创办的TechStars，采取美国偶像的方式在纽约、博尔德、西雅图、波士顿和圣安东尼奥等城市面试了1 000多位申请人的初创公司项目，最终只选择了不到一成。2012年春天，它在纽约收到1 500个申请，且只选择了其中的14个。TechStars会为赢家提供14 000美元和专家指导，还可以无限制地接触技术顾问，并提供免费的办公场所，但是公司6%的股份归孵化器所有。SendGrid， Sensobi和Filtrbox公司就是这种模式的成果。

Kickstarter则坚持成为艺术项目而不是商业项目的助推器，它带给我的感觉像是“工匠孵化器”。可能是因为它的创始人就是某种通才，而这点最像当今的美国商业社会所不支持的工匠。

Kickstarter是共同创办人佩里·陈（Perry Chen）的想法成果，他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2002年还在新奥尔良居住时，他就决定主办一场奥地利人Kruder & Dorfmeister风格的电子音乐会。因为他很快就意识到需要冒很大的经济风险，这个计划一直没有实现。他在想是否可以创建一个网络应用，为这件事情筹措资金，并降低单个创新者的风险。

在后来的三年中，他的计划也没有任何进展，但是他没有停止梦想。2005年他回到纽约，找了一份服务生的工作。一天他将这个概念描述给一位顾客，即年轻的摇滚音乐记者扬西·斯楚克勒（Yancey Strickler）。斯楚克勒对这个计划很有兴趣，然后两人便开始设计计划。第三位合作伙伴查尔斯·阿德勒（Charles Adler）则带来了技术知识。陈和斯楚克勒努力想使Kickstarter成为现实。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们几次都近乎放弃，但是陈坚持下来了。2009年4月Kickstarter最终成功成立。

Kickstarter对资助项目的筛选与工匠们遵循的传统方法有所不同。申请者们将他们的创意挂在Kickstarter的网站上，并选择他们完成项目所需要的资金量以及筹措资金的最后期限。同时，他们还要为参与者提供回报。一般最常见的捐赠者会提供25美元。如果项目不能在最后限期内融到足够的资金，项目就不会进步。如果它及时融到了足够的资金，项目就会在众多小型投资者的帮助下向前发展。

并不是所有的项目都可以通过Kickstarter融资。Kickstarter雇用了一批筛选人员来选择符合他们理念的项目。在一般情况下，Kickstarter不会认可慈善、政治、职业或者初创公司，因为这些都偏离了纯粹的创造力，他们可以去别处融资。公司也不会支持那些仅希望获得施舍来购买东西的项目。公司鼓励参与者写出创意的具体思路，也可以制作说明视频。

Kickstarter早期最成功的一个例子便是亚特兰大的音乐家阿科森·维斯（Allison Weiss）申请的项目，她想在60天内融资2 000美元以资助她最新专辑的录制。她在10小时内完成了融资，并最终从200多位资助者那里获得了7 711美元。

相对于工具类和商业类项目而言，Kickstarter更倾向于专注创造性的工作，但这似乎只是一种挣扎。原因之一就是它获得了快速的发展，2012年公司的成交额达到3亿美元，是2011年的三倍，融资的项目超出了创始人提倡的艺术项目的范畴。比如，曾经签约一个独立唱片公司的音乐家阿曼达·帕尔默（Amanda Palmer）在2012年计划在30天内筹资10万美元以完成和宣传她的新专辑。最终，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她从24 883人那里获得了1 192 793美元的资助。

另外一个原因是，虽然Kickstarter仍支持着音乐、电影和艺术类的项目，但是它也成功资助了一些工匠的著名产品。最著名的例子就是Pebble智能手表，它的显示屏类似于亚马逊的Kindle。Pebble的原型就是用电话的零部件制作的。Pebble的制作者埃里克·米基科夫斯基（Eric Migicovsky）于2012年5月在Kickstarter发起了一项融资10万美元的计划，最终他从将近7万名支持者那里获得了1 000万美元的资助。

但是，Kickstarter的核心却没有改变。根据一位知情人士所言，创建者将自己看作当代的梅第奇，基于民主的选择重新设计了融资模型。这意味着Kickstarter既支持大项目，也支持小项目，既支持主流项目，也支持突发奇想的项目。因为公司会从每个公司融资额中扣除5%，所以公司从那些获得7位或8位数融资额的项目中获益很多。但是，以往Kickstarter并没有从这些项目中获得任何股票，所以它更倾向于支持最新最好的项目。

在Kickstarter赞助的一些有趣的工匠项目中，一个是利用NASA技术来控制流汗、减少异味、清除褶皱的衬衫生产线；一个是能防止咖啡太热或太冷的不锈钢咖啡杯；一个是利用阳光来设计图像的创新性纺织印刷过程。

Kickstarter的美丽之处在于那些愿意资助项目的顾客成了项目发展的故事的一部分。每个项目会因为一群观察者的直接兴趣而兴起或者死亡。通过融入这些天马行空的热情，工匠更能沉迷于自由的探索过程，使他们远离让人窒息的公司生态系统。

工匠精神是国家强盛的重要力量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科技使得工匠重新回到了本杰明·富兰克林经历的那种创新方式：不可预知、没有负担和不确定性。我认为美国的工匠精神可能是一种周期资源，有着休耕和丰产的周期，并受到重大世界事件的时间影响，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工匠拥有的全部破坏性能量中，他们最终成就了一项高贵的事业。毕竟，工匠将我们从危险的命运（停滞）中拯救了出来。

只要美国持续为那些看待问题方式不一样并且坚持自己梦想的人提供发展空间，工匠就会为我们提供最宝贵、可持续的资源。最重要的是要为他们提供足够的自由空间。要知道可以突破界限是美国工匠精神的内在本质。虽然困难但是要努力，坚决而又要理想化——正是这种矛盾有利于我们国家的长期发展。所有的一切都需要非凡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