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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初冬，如果从天空俯瞰淮海，除了碾庄战场，还会看到一个震撼人心的战争漩涡。

就在粟裕指挥华野大军在黄百韬激战的时候，又有十二万“铁流”滚滚而来。这是奉命增援黄百韬的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是日后备受争议的黄维。

他一上阵，刚攻占宿县的中野部队就被逼入分头截击、两面作战的险境。

黄维是江西贵溪县人，与同乡方志敏一起报考黄埔军校，是一期学生，还曾经到德国留学。1938年任第18军军长。

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在赠予他的照片上题词：“培我将军留念。”

黄维百思之余，始得其解：培我者,培养我也。于是他改号“培我”，以示忠诚。

第十二兵团是国民党军于1948年8月为实施重点防御而组建的强大机动兵团。

该兵团下辖4个军和1个快速纵队，包括美式战车营、榴弹炮营、汽车营和装备火焰喷射器等特种部队。总兵力12万人，被称为国民党军队的主力。

兵团组建之初，国民党上层因派系矛盾，在司令人选问题上争吵不休。

兵团的骨干是十八军，司令按理说应该是军长胡琏担任。但他在历次作战中多次不听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的指挥，因此遭到白崇禧的报复。

最终，司令的高帽落在了百般不愿上岗的黄维身上。这一任命惹恼了原十八军胡琏的部下，胡琏本人则一气之下请假回老家。

黄维心里自然明白，所以他一上任就说，自己和共产党人打仗，是门外汉。这一次，他是过渡中的司令，没几个月就走了。指挥官还是胡琏来干。

此时，他还不知道，正是这几个月，决定了第十二兵团的最终命运。

随着黄百韬覆灭、宿县沦陷，蒋介石看到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高度集中，直接参战的兵力已超过国民党军，无奈之下，他想到了古老的兵法“三十六计，走为上”。

他决定在徐州拿出30万守军。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巴大维也同意蒋介石的意见，提出立即撤出死气沉沉的徐州，以那里的部队进攻宿县以南的解放军后方。

11月24日，蒋介石命令刘峙、杜聿明等前线将领飞赴南京，决定黄维、李延年兵团和徐州主力南北推进，打通徐蚌铁路，然后全军撤退往淮河。

蒋介石把扭转战局的宝押在十二兵团和黄维这张王牌上。在他调往徐蚌的各路大军中，只有黄维执行指示最坚决，行动最迅速。

原在豫南的黄维经仓促准备，即于11月8日沿蒋介石指定路线，经正阳、阜阳、蒙城、宿县向徐州进发。

该地区为平原水网，无铁路、公路干线。他临行前甚至没有开过一次军事会议。

当黄维东进的消息传到西柏坡时，预感到危险的毛泽东立即命令刘伯承、邓小平的中原野战军“不顾疲劳，昼夜兼程”，超越它，拦截它，阻止它进入激战正酣的淮海战场。

因为此时华野主力一部分在碾庄鏖战，一部分在拼命阻击东进的邱清泉、刘弥兵团，再也无法分兵把口。

在事关我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原计划只承担配合任务的中原野战军突然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刘伯承下达死命令，中野官兵在中原风雨中与国民党重兵展开了一场马拉松比赛。

一边是衣衫褴褛、身披枪支的部队，仅靠两条腿走路，没有后勤补给；另一方面是汽车、坦克、大炮和身着美国军装的部队，按理说，前者很难赶上后者。

可是，十二兵团经过的复杂地形帮了我军大忙。这片区域是历史形成的黄河泛区，黄维所在的机械化兵团一路上被河流、沼泽、淤泥撕裂。

他到达安徽蒙城时，已是十天后，仅徒步行军的中野部队已在其前面。

1948年11月初，在杨勇的指挥下，中野在蒙城郭河边的黄家村正式对阵黄维

黄维气势汹汹，炮火开路，坦克出击，渡过涡河，一路向东猛冲。

此时，对于中野部队来说，不是一句“坚决完成任务”所能承受的。为了挺进大别山，插入敌后，渡过黄河泛滥区，中野丢弃了大部分重武器，得不到任何补充和后援。

刘邓首长开始坐车行军，然后骑在马背上，然后只能拄着棍子走路。

当时，中野12万人马只有野战炮2门，山炮43门，炮弹200余发。轻重机枪子弹连一个基数都没有。

现在他们要和拥有飞机、坦克、大炮的对手进行正面阵地战，实力悬殊显而易见。

负责在正面黄家村防御的一纵二旅四团，由于时间仓促，防御阵地巩固不稳，在黄维兵团猛攻下被迫撤退。

杨勇严令该团夺回阵地，该团半夜突袭，一度控制村庄，俘虏敌人400余人。但黄维调集火焰喷射器反击，对准茅草屋猛射。

漫天炮火中，死战不退的四团营连干部全员上阵拼刺刀，多个连队奋战到最后一个人。团长晋士林、政委郑路也牺牲在阻击阵地上，两天后，黄家村沦陷。

第二回合，一纵指挥部所在的板桥集失守，黄维攻占蒙城。

此时，中野西阻黄维，南抗李延年。在兵员弹药短缺的情况下，黄维一旦突破防线，不仅中野命运难料，好不容易歼灭黄百韬的华野也会在背后挨一刀。

实力悬殊，邓小平在战场上忧心忡忡。11月19日，他以刘陈邓的名义亲笔给毛泽东写了两封电报，借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古训，建议先打黄维。

他认为，以中野的6个纵队，单独对付两个兵团是相当困难的，应集中全部野战军主力打击最具侵略性的黄维兵团。

在黄百韬兵团尚未被歼灭、形势相当复杂的节骨眼上，淮海战役总前委对最高统帅的命令提出异议。

毛泽东的想法是歼灭黄百韬后，华野继续寻找机会歼灭东进的邱李兵团，中野则先歼灭相对弱小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孤立强敌黄维。

但战场上的情况是，邱李兵团胆怯不前，而黄维兵团异常凶猛。毛泽东已经认识到原计划的问题，同意总前委的意见。

此时此刻，华野对碾庄的总攻告一段落，华野官兵已极度疲惫。为歼灭黄百韬，部队付出了沉重代价。

但他们还是从火线上抽出兵力接替中野承担阻击李延年兵团的任务，让中野集中兵力，上演大战黄维的好戏。

为了消灭黄维，刘伯承对手下将领说：“有些同志担心咬不动黄维这个硬核桃，简直是胡说八道，瘦狗拉硬屎，就看你们有没有胆量！”

从蒙城出发被我军阻击后，黄维在前进中采取了非常奇怪的战术：

以蒙城为中心，构筑坚固工事，囤积粮食弹药；向远处伸出触角，同时拿起拳头，看准目标战斗，在推进过程中占据新的核心位置。

如此一来，擅长分割、穿插运动的我军抓不到空档、插不上手脚，自然让无从下手。

11月23日，一路行至浍河南岸的南坪集，还不知道黄百韬前一天已被消灭的黄维，又一次遭到我军阻击。

他断定他遭遇了解放军主力。为了给敢于阻击的对手一点颜色，他命令5路主力同时出击。在20辆坦克的掩护下，用飞机、大炮、火焰喷射器开路，抢渡浍河，直奔宿县。

一波又一波的冲锋队，伴随着无数的炮弹和空空的火焰，紧逼着我军的阵地。

缺少重武器，我军官兵往往挡不住横冲直撞的坦克，只能先用刺刀将身后的步兵打死，再用事先准备好的大柴火堆焚烧已经穿透阵地的坦克。

这种除土除渣的方法，居然在一天的战斗中一次次奏效。从中午到黄昏，黄维兵团就是过不了并不宽阔的浍河，两军隔河对峙。

身经百战的18军军长杨伯涛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他命令工兵在黑暗中悄悄地架设桥梁。

渡江后，偷袭的国民党军发现我军阵地毫无反应，便迅速占领白天拼命过不去的滩头阵地。

然而，他们兴奋过后，却发现阵地上的我军不见了踪影。

面对凶残的对手，中野后退。一是避开了敌人采取的迂回战术。二是布置了一个口袋的阵地，避开我军在阵地战中的弱点，让十八军渡河后再围歼。

然而，计划虽好，兵力却明显不足。23日夜，刘邓陈给华野粟裕通电，请他至少再抽4个纵队加入歼灭黄维的战斗。

此时，华野刚刚结束碾庄战役，十几天的战斗已经耗尽了官兵们的体力。像往常一样，在必要的休整前，他们无法跳下去参加新一轮战斗。

毛泽东也忧心忡忡。这一天，他打电话给中野和华野的领导，祝贺歼灭战获胜，并且决心和对手进行最后的决战。

然而，毛泽东却没有到此为止，他又告诉他的将军们：在徐州方向还有敌人50个师、60万人是可以消灭的。

要取得这样的战果，代价要备齐130万人的3至5个月的粮食和弹药，而最关键的是要准备承受伤亡30万人的重大牺牲。

只要完成了这些条件，就有可能取得具有全国意义的伟大战役的胜利。

这个决心非常重要。当时，华野和中野各部因连续作战，伤亡很大，团以上指挥员忧心忡忡。

结果毛主席的电报被陈粟和刘邓转到下面，大家一看，里面赫然写着：淮海战役是伟大的战役，国民党60万，我们60万，我们用30万的牺牲消灭国民党60万。

大家什么伤亡了不起呀，一个纵队三万多人，多的才伤亡七八千人，算的什么呀。准备牺牲30万消灭国民党60万，这大气魄来了。

毛主席的这封电报，打消了华野部队中不少人大战后整休的念头，而其中准备以重大牺牲去迎接新中国曙光的壮语，让那些认为部队太疲劳、伤亡太大而不能再打了的指挥员们豪气倍增。

军令如山，华野立即调整部署，已连续紧张战斗了十几天的官兵挺直了腰杆，披着一身的硝烟泥土又投入了新的战斗。

战争有时会让人的体能发挥出不可思议的力量。这一转战使淮海战场上局面大变。

试想，如果此时华野休整一段时间再战，那么淮海战役就可能是另一个结局。

粟裕晚年曾说：“毛主席这封电报来得太及时了，可以顶四十万大军！”

军令如山，华野立即调整部署。连续紧张奋战十余天的官兵挺直腰杆，投入到一场场硝烟和泥土覆盖的战斗中。

战争有时会使人的体力发挥出不可思议的力量。这一仗使淮海战场上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试想，如果此时华野还在奋力进攻黄百韬，或者休整一段时间再战，那么淮海战役可能又是一个结局。

25日，华野大部队撤出碾庄、徐东阻击场，转向西线与中野会合。一张铺天盖地的网已经撒在黄维兵团的头上，此时黄维兵团正在拼死进攻。

上帝给了老鹰抓兔子的爪子，也给了兔子奔跑的腿脚。况且，黄维所在的十二兵团坐在美军的卡车和战车上。

就在华野出征的前一天，黄维已经发现我军有围歼的企图。18军军长杨伯涛提出，继续执行原东进计划已是死路一条，建议兵团立即转向，与李延年兵团会师固镇。

当时，十二兵团所在的南坪集距离固镇只有40公里，一夜之间就能赶到。从这个角度看，十二兵团应该不会死，因为黄维有两夜一天的时间轻松走完短短的路程。

但黄维觉得，自己作为兵团司令，未经请示就改变国防部和老蒋制定的行军方向，要负重大责任。因此，他很难下定决心。

一个晚上在犹豫中过去，直到24日过了半夜，他才下达了转移到古镇的命令。

在下达命令时，这位习惯了兵法书中排兵布阵程序的指挥官又犯了一个错误。

在事关全军命运的紧要关头，他还逐级调集兵力交替换防、布防掩护，让原本可以直接撤退的部队把时间浪费在换防交接上。

就在黄维犹豫的时候，24日夜，中野从四面八方开始了包围十二兵团的行动。此时，黄维还有时间脱身。

就在部队集结完毕准备行军时，黄维发现一名传达命令的参谋在途中失踪了（其实是被中野二纵俘虏）。

为安排人寻找失踪的参谋，本应在这紧要关头迅速行动的黄维却命令部队全副武装在原地列队一天，直到下午4点黄维才下令出发。等十八军行军到双堆集时，太阳已经落山了。

那时，黄维还有一个晚上的时间可以跑，但他觉得机械化部队在晚上行军不方便，决定在这里扎营。于是，名不见经传的双堆集成了他永生难忘的地方。

26日凌晨5时，中野向毛泽东报告黄维兵团已被我军完全包围。

战场外的人往往想象出许多“如果”，但战场上的将军却不可能带着任何“如果”而来，因为他们可能会为一次误判付出一生的代价。

正是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员黄维在1948年11月犯的错误，成为许多国民党将领一生的遗憾。

原国民党第十八军少将杨伯涛后来直接评价，黄维是个门外汉。如果胡琏来当统帅，结局可能会不一样，当然也可能不可避免地遭到灭顶之灾，但不会是这样。

黄维满腹委屈。时隔多年，他写道：“直到被双堆集包围，兵团部一直没有接到国防部等上级关于徐州战况的指示，兵团部的无线电通信也从未与刘峙、杜聿明取得联系。”

双堆集是一个平原村庄，有100多户人家。它因两个相距两三公里的土丘而得名。尖谷堆海拔30.8米，平谷堆海拔30.96米。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这里会有两个莫名其妙的土堆。

后来据传在土堆中挖出了战国时期的石斧、石刀、鹿角、钱币等。

黄维率军赶到时，大多数老百姓早已逃走，国民党军找不到吃的、烧的东西，只剩下空空荡荡的土墙和茅草房。

对国民党军有利的是，开阔的地形便于他们绝对优势的火力大显身手。

此时，站在包围圈里的黄维虽然没有任何突围预案，但他也并没有太在意。第十二兵团是国民党军队中的最精锐部队，重武器充足，火力凶猛，官兵训练有素，多次与我军交战，有实战经验。

他把自己的4个军和1个快速纵队缩在一起，构筑了环形群工事，用坦克、大炮、轻重机枪、火焰喷射器组织了层层火力网，使我军无法分割歼灭。

他把这一部署称为“共产党人嚼不动、吃不下的硬核桃战术”。

守是为了撤，26日，黄维接到参谋总长顾祝同的命令：要“不顾一切，全力向东进攻。当面击破共军，与李延年兵团会师”。当天下午黄维就召开高级军官会议，部署突围。

第85军110师师长廖运周听说黄维利用我军立足点不稳，制定了4个主力师齐头并进的突围计划，当即表示愿带着全师冲锋陷阵，为全兵团开辟一条血路。

这让黄维十分感动，危难时刻仍有忠臣良将。但黄维做梦也没想到，廖运周竟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

廖运周，安徽凤台人，黄埔军校第五期学员。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

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冯玉祥西北抗日同盟军的团长，后被蒋介石收编。

110师许多军官爱国，不愿为蒋介石打内战，所以很早就建立了地下党组织。

早就想起义的廖运周，按照当时中野政委邓小平的指示，一直在等待最好的时机，即选择最危急、最关键的时刻出手。现在廖运周认为时机已到，立即联系我军前线部队。

敌人即将大举突围的消息，让六纵领导人吃了一惊。如果不是提前得到这个消息，后果难以预料，于是连夜作出部署。

27日凌晨4时许，距离预定突围时间还有两个小时，廖运周又来到兵团部与黄维会合，再次请战，称已找到包围圈薄弱之处，要求提前行动。

事实上，廖运周担心自己与其他三个师夹在中间，起义计划难以实施。因为一旦我方防线为110师打开，其他部队也会汹涌而出。

幸运的是，廖运周的请求不仅得到了批准，还打动了黄维。他拿出一瓶白兰酒为廖运周壮行，预祝突破成功，相约胜利重聚时再举杯。

他不知道廖运周的离去是“黄鹤一去不复返了”。两位将军重逢时，是在36年后在北京召开的黄埔同学会上。

当时，黄维认为四个主力师的钢铁拳头冲破了解放军临时筑起的防线不在话下。

1948年11月27日清晨6时许，廖运周率领110师两个团，臂上裹着白毛巾，从双堆集出发，沿着早已设定好的高粱秆路线，顺利通过中野防线。

据中野六纵十六旅原侦察参谋许克杰回忆：“他们一出来就抬着布板进行空中联络。他们告诉黄维，我们已经顺利出来了，你们赶紧跟进。黄维也当真了。廖运周一直出来，我们把缺口封住了，一齐开火，可把他后面搞得一团糟。”

因为邓小平下令起义要严格保密三天，黄维一直在想110师是怎么出来的。

当110师起义的消息传来，一时间，12兵团军心动荡，上下猜忌，紧要关头最应该存在的齐心协力的气氛荡然无存。

中野受到鼓舞，向包围圈内的对手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攻击。双堆集被淹没在惊天动地的炮火中。

首战的胜利鼓舞了我们将领的信心。11月27日，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乐观估计，“最迟明天可以解决一切战斗”。

但实际情况很快证明，这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缺少攻坚战最需要的重型武器的中野官兵，遭遇对手优势火力的顽强抵抗，结果可想而知。

中野决定改变战法，采取掘壕进迫的战术，模仿碾庄攻坚战法；并且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把过于乐观的消灭对手的日子改为十天。

至此，中野六纵队将黄维兵团压缩在十余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战斗进入了相持阶段。

此时的蒋介石已经看到，要救黄维，唯一的办法就是集中一切力量，与解放军决战。这场中原之战的胜负，将决定国共两党的命运。

蒋介石急召刘峙、杜聿明飞赴南京，再次商讨战法。

杜聿明当着众人的面把蒋介石拉进密室，使出狠招：主力撤出徐州，绕过双堆集，重拳打击我军侧面和背部，出奇制胜。这一计划立即得到蒋介石的批准。

回到徐州的杜聿明再次使出了他退出东北时的金蝉脱壳策略：秘密布置撤退计划，明面上却命令部队在十多公里宽的战线集中五个军，发起全面强攻。

一时间，战斗又变得激烈起来，飞机、坦克、大炮编织出一张强大的火网，此起彼伏地烧向天空。

正当我军因前线吃紧调整部署时，11月30日，杜聿明一声令下，全军撤退。国民党三个兵团加上徐州党政人员和各种群众约30万人涌出徐州城。

这招确实奏效了。几天前，毛泽东、粟裕已预言国民党将放弃徐州，并在推测对手可能的路线。

然而，直到我军进入徐州，粟裕才得到杜聿明集团跑路的消息。他命令全军迅速动员，迅速围追堵截，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淮海刮起飓风，30万华野战士踏上追击征程。

1948年12月1日至3日，是粟裕特别紧张的三天。从杜聿明撤退到我军开始追击，差了整整一天。一旦杜聿明集团加入黄维兵团，淮海战役的形势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心急如焚的毛泽东甚至打来电报，叫粟裕迅速派兵从两面追赶。

此时，粟裕也感到幸运，前段时间没有打李延年兵团。如果打了，部队无法转移，只能眼睁睁看着最重要的对手跑掉。

12月3日，是杜聿明决定生死的日子。只要他继续西撤，我军就很难赶上这支坐在汽车车轮上的军队。

然而，3日上午，杜聿明在孟集准备出发时，却收到了蒋介石的亲笔信。正是这封信，决定了他和这支约30万人的队伍的厄运，也因此成为那些国民党将领终身的诅咒。

在信中，蒋介石下令：坐视黄兵团消灭，我们将要亡国灭种。望弟迅速令各兵团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雠溪口攻击前进，协同蚌埠北进之李延年兵团南北夹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

蒋介石又一次改变了决心，他实在不忍心让黄维兵团被解放军吃掉。

明白蒋介石脾气的毛泽东曾这样评价老对手：“蒋介石其实很小气，你向他要一个连、一个营，他不给，但最后可能会损失一个军、一个师。”

杜聿明和他的将领们知道前途危险，但蒋介石严厉的语气使他们不敢违抗。

命运之神慷慨赐予他的日子就这样过去了。当杜聿明准备第二天带队前往雠溪口时，才发现自己失去了什么珍贵的东西。

12月3日夜，我军追击部队已将敌军包围在永城附近，一场激烈的遭遇战爆发。

原华野九纵济南一团指导员艾奇说：“这一仗打下来，我不知道打死了多少人，也不知道他打死了我多少人。但有一条，我们拦住了他。”

至此，淮海之战形势再次发生变化。华野和中野在相距60公里的淮海平原包围了国民党两个重兵团。

与杜聿明同一天被蒋介石严令北上增援的李延年兵团，距离黄维只有40公里，哪两个地方的敌人成功会合，都可能改变命运。

当时刘伯承用最形象的比喻告诉参谋：“这叫吃一个、夹一个、看一个。”

但为了保证握在手里的不能掉，看着的不能跑，必须先消灭黄维兵团，腾出手来对付杜聿明、李延年。

因此，能否尽快吃掉黄维兵团，成为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关键。

十二兵团确实如黄维所说，是一颗难咬的硬核桃。原计划在十天内消灭对手的中野并不顺利。

到12月5日，已经过去了8天，对手仍在进行殊死搏斗。缺乏重型武器的中野官兵英勇作战，伤亡惨重。双堆集的开阔地形有利于对手密集火力瞄准目标。

然而，依靠优势武器装备顶住我军一次又一次冲锋的国民党军队，很快发现情况有些不对：

解放军没有继续集群冲锋，而是机智地采取了“掘壕前进，近迫作业”的战术。随后，趁着漆黑的夜色，在炮兵火力的配合下，发起猛烈冲锋。

就这样，我突击部队官兵一寸一寸地挖，一尺一尺地抓，日夜不断缩小包围圈。

为了弥补火炮的不足，战士们发明了一种土造的“手榴弹弹”，这类似于二踢脚，可以将炸药包射出100米远，在地面上爆炸。

虽然精度较差，但比炮弹威力更大，可以摧毁地堡，炸死士兵。国民党士兵可怕地称之为“飞雷”。

面对如履薄冰的战场形势，12月5日，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发布了总攻黄维的命令。

这是一个罕见的极其严格的命令，其中写道：“各部应尽最大牺牲保证任务的完成。对于动摇和迟滞战机者，各兵团、纵队首长有权严格执行纪律，决不能姑息。”

华野十三纵三十七师师长高锐深有感触：“我从来没有接到过这样的命令，这命令也不具体，就是发起总攻，不能完成任务的，军法处置。我参加革命以来，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严格的命令。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命令很厉害。”

总前委将中原野战军的全部兵力、华东野战军的三个纵队和一个炮兵部队组成东、西、南三个攻击集团。

东集团由中野四纵司令员陈赓统一指挥；西组由中野三纵司令员陈锡联统一指挥；南集团由中野六纵司令员王近山统一指挥。

6日下午4时，总攻打响。我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双堆集发起进攻。这时，胡琏上场了。

胡琏，陕西华县人，黄埔军校四期毕业。他从国民党第十八军少尉排长干起，历经北伐战争、中原会战、江西剿共、抗日战争等多场战役，因战功担任国民党第十八军军长。37岁的他已成为国民党军队中的名将之一。

内战爆发后，第十八军与新一军、新六军、第五军及全74师并称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成为中野、华野心腹之患。

在近年出版的台湾军事史中，国民党将领大多被贬低，但胡琏却被写成一位智勇双全、鹤立鸡群、千古难寻的良将。

据台湾文史资料广泛引用的一封据说是毛泽东写给前线部队的亲笔信记载：“十八军胡琏狡猾如狐，勇猛如虎，宜避之，保存实力，待机必胜。”

这封信的真假没有证据可以检验，但平心而论，胡琏在战场上的表现确实比同事们要好，把他比作“老虎”和“狐狸”也不为过。

与他交战过的我军多位司令员认为，胡琏所在的第18军的综合战力仅次于张灵甫所在的第74师。

在与我军的多次会议中，18军有几次到了绝境，但又起死回生，这与胡琏精明的指挥有关。

如今淮海战场吃紧，十二兵团被围困，蒋介石记得几个月养病前回到家乡的胡琏。

在为胡琏举行的欢送宴会上，蒋介石沉默不语。据他周围的人说，蒋介石在这一时期显然减少了怒骂，而不是越来越多地自言自语地叹息。

晚饭后，蒋介石给胡琏看了一部电影，片名为《文天祥》，寓意不言而喻。

几天后，胡琏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双堆集。这给一直在包围圈内苦战的国民党官兵带来了希望。

进入兵团司令部的胡琏，给将领们讲了一个“刺猬与蛇”的故事：刺猬想吃蛇，却先把刺缩进体内，让蛇缠住。当蛇完全收紧时，刺突然打开……

决意效仿刺猬的第十二兵团迅速调整部署，加强纵深防御，完善运输补给的临时机场，用数百辆装满沙子的汽车组成了一条长数百米、如墙般的防线。

各部以房屋为核心，碉堡为骨干，依托坚固工事，坚持夜间作战，白天在飞机、坦克、火炮配合下突袭反击。

胡琏相信，他所在的18军将再次幸存下来。他用明语向南京大声报告：“共产党吃不了我们！”

在转战大别山的恶劣战争环境中训练出来的中原野战军，具有极其顽强的战斗力。

在战前动员中，每个战士都已经知道，这是一场为新中国奠基的殊死决战。

邓小平政委已代表他们发出誓词：“为了这场决战，即使中原野战军全军覆没，其他野战军仍能取得解放全中国的胜利，这个代价是值得的。”

在“歼灭黄维，直奔南京”的口号下，我军官兵一波又一波与死神搏斗向前冲。

大王庄争夺战真实地反映了战斗的惨烈程度。大王庄距离黄圩核心阵地尖谷堆仅一公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华野7纵队利用坑道作战成功突袭大王庄后，黄维和胡琏认为18军失去阵地是全军的耻辱，必须夺回来。

杨伯涛动用了18军所有的山炮和野战炮，并借用了85军的一个榴弹炮营，掩护三个团反攻，其中就有因战斗异常凶猛第33团，该团又被称为“老虎团”。

双方在炮火冲天的硝烟中鏖战，不断增派兵力，村庄易手20多次。

中野四十六团一营教导员左三兴回忆说：“……我们的三个步兵连在前面，但是一个人也没下来，打到最后就剩下我了。”

此时的大王庄就像一台巨大的绞肉机，8小时内双方伤亡4000多人。

中野六纵和华野七纵警卫连的两个营加入战斗。七纵警卫连有一百多个精打细算的小伙子，到战斗结束只剩下十几个。

这场残酷的血战，从心理上摧毁了对手的反抗意志。原中原六纵十六旅侦察参谋许克杰说：

“这一仗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打完大王庄，小周庄23师一看马上要干掉他，就害怕了，赶紧派人联系我们，当晚就投降了。”

第18军老虎团团长孙竹筠在部队全军覆没后，满身是血回到了司令部。一向不问原因就枪毙撤退军官的胡琏，毫不留情地看着他。

老虎团团长孙竹筠

孙竹筠知道军法严明，便拔出腰间的手枪对准头部，准备跟随全团官兵。

正当其他人屏住呼吸时，胡琏喊了一声“慢”，让手下给他点东西。孙竹筠低头一看，原来是一个水果罐头。

第十军的团长刘杰就没有这样的运气，丢了阵地后就被黄维一枪毙了。

总攻发起后的第八天，我军东、西、南三个集团已将黄维残部压缩到东西不足1.5公里的狭小地带，其核心阵地和机场全部暴露在我们军队的炮火下。

黄维和胡琏始终没有放弃。他们命令兵团里能拿起枪的人全部投入战斗，连警卫营也补充到一线部队。

他们决心坚守，等待增援。这支已经身负重伤的王牌主力，依然挥舞着坚硬的利爪，进行着殊死抵抗。

蒋介石心急如焚，眼睁睁看着黄维兵团被一个一个吃掉，却无能为力。尽管他派出干部胡琏，拼命组织空投物资，但仍无法扭转战局。

他急电华中剿总白崇禧，令其迅速出兵支援黄维，但可石沉大海。命令李延年、刘汝明兵团不惜一切代价北上，但始终没有冲破解放军防线。

放弃徐州的杜聿明转身出兵南下，却在陈官庄地区受阻。

蒋介石见无人派上用场，便派次子、时任装甲兵上校参谋长的蒋纬国来。

蒋纬国早年考入苏州大学理学院。毕业后留学德国，先后在慕尼黑军事学院和柏林陆军大学学习。

他曾在瑞谢劳将军的山地第七军团当过见习生，参加过对波兰的闪电战和捷克的苏登台战役，因英勇作战多次获奖。

蒋纬国

1939年，他离开德国前往美国，在美国陆军航空兵战术学校学习，后又到美国陆军大学学习装甲兵战术。

此时，蒋介石作为统帅和父亲，命令他率领坦克部队奔赴徐蚌战场，力挽狂澜。第二天，由几十辆坦克组成的钢铁洪流滚滚向淮海前线。

蒋公子来督阵，别人自然不敢怠慢。在连夜召开的战斗会上，北上兵团决定集中8个师的兵力，在装甲部队的配合下，再次全线猛攻。

原本因敌多我少而岌岌可危的我军阻击阵地更是雪上加霜。

12月4日，铺天盖地的进攻开始了。在坦克的支援下，国民党军队进攻更加猛烈，我阻击官兵被迫退到最后一道防线。

北上兵团在几天内前进了35公里。以这样的速度，三五天后就能见到黄维了。正在包围圈中与黄维、杜聿明集团殊死搏斗的我方主力，无力分兵前来救援。

巨大压力下，我军阻击部队官兵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不难想象，在成群的炮弹撕裂空气的尖叫声和坦克钢轨的碾压声下，守护者们每分每秒都会付出什么。

拥有绝对优势兵力和坦克群的国民党军冲撞在一条由血肉和意志组成的防线上。

阻击官兵把身体投入残酷的战争绞肉机，换来了最终解决黄维兵团问题的宝贵时间。

华野六纵几天内伤亡高达7000多人，一线部队的干部所剩无几。关键时刻，总前委派出手中仅有的一个师和三个团，命令王必成不得后退一步。

至此，明眼人已经看得清清楚楚：黄维不除，战场前景难料。

在这紧要关头，粟裕向总前委报告，从包围杜聿明的华野部队中抽调两个主力纵队和一个炮兵部队，由陈参谋长率领前往南线支援中野破黄维。

此举对于此时的华野来说，不亚于釜底抽薪。但是，从战斗的大局来看，却是雪中送炭。

此时的黄维，已经失去了“拦我者死”的豪情。被困十天，他已经发现出发时带的物资已经耗尽，仅靠空投维持，援军却至今不见踪迹。

在日复一日的战斗中，兵力一天比一天少，阵地一天比一天缩。

当地群众形象地说：黄维刚到双堆集时是区长，后来是乡长，再后来是村长。

十二月一百二十日，催黄维立即投降书送到他手中。然而，他并不想投降，而是给南京发了一份电报，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和区域派出大批飞机投掷凝固汽油弹，准备再次突围。

这一天，我军对黄维兵团的总攻已进入最后阶段。在陈参谋长的指挥下，南攻击集群以大王庄为依托，向双堆集制高点尖谷堆发起猛烈进攻。

26米高的尖谷堆是黄维兵团整个防御体系的核心。他们从一个居高临下的位置调动炮火，我军的多次进攻就被摧毁在这个土堆上。

此刻，杨伯涛亲自指挥，亲自坚守。两天之内，他的两个团全部被消灭，团长被杀。他对上去的第三个团长说，丢了尖谷堆就别回来了！

中野第六纵队第十六旅侦察参谋许克杰记得：“华野第七纵队上来，敌人反攻，他们又反攻敌人，敌人又反攻，争夺这块高地。反复的争夺不少于十次。”

在尖谷堆周围200米内有一层尸体，由于守军的防御工事已被完全摧毁，于是他们用尸体堆成了150米长、半人高的弧形墙。

在这个尸体防御工事上，血块形成了冰。正是死者的千姿百态，才足以让人胆战心惊。这条恐怖的防线和知道后退也是死的防守队员最终没有挡住我们的攻势。

12月140日，中野六纵49团“襄阳营”和华野三纵23团“洛阳营”两支英雄部队协同攻击距离黄维兵团部仅一公里的核心工事。

这是一个由数百个碉堡组成的网络。守卫在这里的，是国民党的王牌--第18军114师“威武团”。

仅用1小时40分钟，这支王牌部队就在我军冰冷的刺刀面前溃败。

面对我军官兵一波又一波的冲锋，杨伯涛终于在第十次反攻失败后被打下了尖谷堆。

尖谷堆没了，黄维所在的兵团司令部、快纵队战车、炮兵阵地、临时机场都暴露在我炮兵的射程之内。

得知已到最后关头，黄维命令弹尽粮绝的炮兵拿起步枪，把特务营和勤务兵全部推到前线。他和胡琏戴上头盔，亲自督战。

我军以更猛烈的炮火回击黄维的顽强。满载烈性炸药的飞雷、飞炮、土飞机成群结队地飞向敌阵。

黄维不甘坐以待毙，决定突围。蒋介石闻讯大惊，认为夜间没有空中掩护很难成功。

黄维心里清楚，自己还能坚持多久。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违抗蒋介石的命令，下令在15日黄昏进行突围行动。

他后来说出了当时的想法：“再过一两天我们就要完蛋了，所以我下令逃跑，这救了一些人。”

临行前，黄维和胡琏要了一大袋安眠药，准备抽不开身就拿去自杀。然后他们每人登上一辆坦克逃走了。

当时，战场上只听到解放军的广播，正在播放刘伯承、陈毅写给黄维的劝返信。

由于美国人没有在国民党坦克里安装收音机，坐在里面的黄维和胡琏无法联系，只好听天由命。

黑暗中，两人在一个路口失散。黄维以为自己跑了40多公里，其实是在原地打转。距离双堆集两三公里处，坦克抛锚，黄维被中野三纵俘虏。

三纵队副司令员刘昌毅怒斥黄维

黄维跑的时候没有通知杨伯涛，等杨伯涛知道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当他看到周围都是解放军时，他跳进了一条小河沟里。一名解放军战士向他开了两枪，但没打中。

他的安眠药和手枪都失效了，水很冷，他就爬着出来，一群解放军部队上来，上架就走。

在收押回来的路上，杨伯涛很惊讶，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以前他要经过封闭冷清的村镇，现在却是繁忙熙熙攘攘。

更让他奇怪的是，他看到一辆辆满载猪肉的大车去犒劳解放军，而不久前他路过这里，连一撮猪毛都没看到。

杨伯涛无法原谅毁了十二兵团的黄维。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他可以为志愿军炒面，可以写讲美国战术的文章，却从不考虑与黄维和解，两人一生再也没有见面。

12月16日，当太阳再次升起，曾经久负盛名的钢铁兵团，终于在21天后被我军一笔勾销。

此时，尽管有蒋纬国战车团的配合，北上增援的李延年兵团仍未突破我军的阻击防线。蒋纬国撤退前，留下8个字：“天意如此，我已尽力。”

黄维兵团被歼灭后，战场形势完全一边倒。李延年、刘汝明知道他们将是下一个目标，立即全线撤退，一夜之间消失了。

至此，在中原地区，我60万大军面对的是不足20万人的杜聿明集团。淮海战役第二阶段胜利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