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人民币汇率(1990年人民币兑换美元汇率)

本期与大家分享温铁军先生2013年出版的《八次危机》，温铁军先生是中国政治经济学专家和“三农”问题专家，对于中国的经济问题尤其是农村经济问题有着深入的洞见。本书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变革的基础上，用资本积累这一强大的理论视角进行“政策批判解读”整理而成，回顾了中国1949-2009年间经历的八次危机及其“软着陆”的历史轨迹。

本书核心观点认为：任何一个经济学发展过程，不外乎是符合了一般的风险不断增加最后演化为危机爆发的过程。风险与资本是同步集中的，每一次风险集中爆发表现为危机的时候也意味着资本积累达到了一定程度。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中国属于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有一定的组织安排和制度安排，每次在城市因为产业资本积累所形成的危机爆发的时候，所形成的代价都会通过组织安排和制度安排转移到了乡土社会。由于乡土社会承载了城市产业资本危机，使得危机能够在城市实现“软着陆”。八次危机的解释，很大程度上是对乡土社会是否能够承载危机代价的解释。

作者认为，在60年的中国当代史历程中，已经有四次对外引资和连带发生的八次与国家工业化不同阶段特征有关的城市经济危机。——改革前后各有三次属于债务转化赤字型的危机，纳入全球化以来则有两次输入型危机。

与西方特色工业化长期向外转嫁成本的区别在于，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对立的基本体制矛盾约束下，发生的是内向型的制度成本转嫁：凡是能向农村直接转接危机代价的，则集中于城市的产业资本就可以实现“软着陆”，原有体制也就得以维持；凡是不能向农村直接转嫁代价的危机就不得不在城市“硬着陆”，最终导致政府财税、金融，乃至整个经济体制的重大改革。

危机一、1958-1960年苏联援华投资中断之后

新中国凭借土地革命解决了4亿农民的土地问题，一方面有效完成了构建“政治国家”所必须的最广泛的国民动员。另一方面，也客观上构成了城乡之间本质上对立的矛盾，即在城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势必由于高度分散且兼业化的小农经济提取农业剩余而产生极高的“交易费用”。与此同时，建国之初提出“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大量引进苏联援助，在外来投资的拉动作用下，开始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但是，在中国坚持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因而苏联不得不按照中苏条约规定于1956年交回中长铁路和“大连特区”、撤走军事基地的情况下，苏联以“五年计划”方式提供的援华投资于1957年突然中断，代之而来的是在1958年提出新的军事结盟，在中国构建符合苏联远东军事战略的要求。这种牵涉国家主权的谈判无果而终，使得原有的主要依靠大规模外部投资拉动的、以重工业为主的、中央层次主导的“政府公司主义”经济难以为继，由苏联专家协助制定的国家第二个“五年计划”落空。

面对苏联中缀对“二五计划”投资，中央政府一方面通过维护双方政治关系的谈判，争取到数十个后续的项目投资；另一方面只能在毫无预案的情况下出台应对政策，同时在体制上也做出调整——1958年初提出“调动两个积极性（试图发动地方政府参与原来被中央政府垄断的国家工业建设），依靠动员国内特别是地方的财政资金，勉为其难地维持对以重型工业为主的国民经济的拉动。

中央政府大规模下放了财政权、计划管理权和企业管理权，初尝财权、计划权的企业管理自主权的地方政府，在没有来得及建立工业化必须的“学习机制”的情况下，一般只会参照中央政府接受苏联投资形成的重工业模式，积极推进地方工业化，遂有被今人看得近乎荒唐的“大炼钢铁”和“大跃进”。

新中国进入国家工业化以来，1958-1960年可以看作是第一次强调向地方政府放权，目的是促进其以国内资源的集中运用来替代突然中缀的国外资本投入，从而勉强使比例“偏重”的国家工业维持了高积累的局面。

这个阶段相对有效的经验就是，以工农大众能够接受的通俗化“阶级斗争”和工具化的“继续革命”理论为意识形态和国民动员手段，发动了几乎全体官员、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参与到国际工业化原始积累进程中来，主要用劳动力的集中投入成功地替代了长期绝对稀缺的资金要素——大规模投入于政府作为所有者的国家工业化所必需的大型基本建设之中，再反过来形成对国有大型设备制造业的国家需求。

这一轮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之所以国民动员能够得以实施，与1956年完成对私营工商业和小农户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有很大关系。在此基础上构建以城市单位和农村合作社为基本单元的社会组织体系，是此期间国民动员得以实施的组织载体。

1960年，一方面国家实现了572329亿元的新中国建立以来最高的财政收入，但另一方面由于上述经济建设中的问题碍难再考地方投入维持增长势头，经济出现负增长。并且由于片面强调扩大基本建设领域的政府投资而导致高额赤字，挤占了财政用于维持经济正常运行的开支。政府公司化体制下的财政赤字危机爆发后，是城市经济的萧条阶段。这时，由于投资被迫中辍，城市就业大幅下降，是为经济危机爆发连带造成的社会代价。

对此，1961年开始政府不得不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动员上千万城市人口到农村去生产自救，以弱化城市失业的巨大压力——这是集中在城市的国家产业资本得以通过“排斥劳动”来实现“软着陆”的基础性条件。

在1961-1962年经济萧条中，国家财政出现大幅回落，与此同时，中国还得在农产品严重短缺的困境中，以农牧业产品和稀有款产品来偿还苏联1950年以来投资形成的约合54亿美元的国家债务，在客观上加剧了国内农产品供给不足的灾难性后果，随着1960-1962年的经济危机而来的萧条“三年自然灾害”。

1962-1963年期间经济复苏的原因是“农民退出”——政府在危机压迫下于1961年做出农村集体化政策的实质性调整，允许乡土中国的小农村社制的传统经济，以服务于国家产业资本的高度集体化经济中部分的“退出”：其一，改“一大二公”的农民公社全面通知经济为“队伍基础”的村落经济，允许基本上以传统自然村落为基础建设的生产队作为核算单位，从以乡为单位的集体经济中退出。其二，农民可以在生产队（自然村）内搞“三自一包”——意味着允许家庭兼业化的农村户营经济从国家严格控制的集体经济中部分地退出。放松了“全盘苏化”形成的具有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政府对农民的全面控制。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农产品供给连年增长，财政形势随之有所好转。

危机二、1968-1970年“三线建设”中的战略调整与经济危机

外部环境：当时中国一方面出于外部全面封锁和周边地缘环境高度紧张的压力下；另一方面，中国20世纪50年代建设的符合苏联重工业管理模式的政府部门体制，很难自觉地与主要以老农民群众的经济方针一致起来。外部地缘政治和内部官僚化都在中国接受前苏联投资形成的以国家工业化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必须做出调整的特殊阶段，具有直接的反作用。这个复杂的矛盾演化，使在支付了巨额对外债务之后的城市经济，第二次遭遇到“赤字+失业”形态的危机。

在此背景下中央政府决策主张：一方面克服困难，集中最好的科技力量上核武器。另一方面，宁可遭受损失也得把沿海容易遭受军事打击的基础工业转移到内地，形成国家工业“三大线”、地方工业“三小线”的战备经济模式。

1965-1975年，国家几乎拿出全国基本建设资金的一半用于“三线”战后方的建设。这种“三线建设”客观上只能是国家产业资本的空间移动，并没有“纵向”地调整原来的工业结构，何况转移到内陆和山区的企业布局相对分散，尤其不易形成工业配套条件。因此不仅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国家工业发展投入的成本在基础建设上是显著增加的，而且国家在工业化空间布局调整上付出的这些巨大代价都会造成更高的财政赤字，政府积累赤字爆发危机，其代价是得向农村转嫁。

这种依靠国内自力更生和追加政府投资所延续的国家工业化建设，再加上1966年底彻底偿还苏东投资形成的外债带来的压力，转而造成内生性财政赤字，导致危机发生，连带增长率下降，使形式更加严峻。

作者认为，政府延续了城市经济的政府应对机制，与1958-1960年危机大抵相同，1968-1970年全国又有上千万知青下乡，除兵工厂和三线建设有少量招工之外，沿海城市工业经济处于维持简单再生产状态。第二次财政赤字增加造成的城市危机还是靠向农村转嫁危机代价而得以实现“软着陆”。

危机三、1974-1976年第二次对外引资和恢复西方外交之后

危机发生背景：20世纪60年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升，以及产业资本阶段必然发生的国内劳资矛盾的不断增加，全球发生了一次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产业结构调整。其特点是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自己则致力于发展所谓的“技术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双密集型”产业，以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一是美国单方面放弃布林顿森林体系后，随之而来的是产业资本流出、经济结构高度现代化、美元大幅度增发派生“金融创新”预示依靠衍生品投机吸纳过剩流动性的金融资本全球化时代应运而生，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似乎相互呼应；二是中国借尼克松访华和美国解除长达20年的对华经济封锁之际，转向用西方的投资改造工业机构。在1969年中苏边境战争使双方军事敌对情绪可能蔓延的压力下，中央政府恢复了与西方的外交关系。同期提出“四三方案”（引进43亿美元的西方成套设备来调整中国工业结构），率先引进西方资本于国家工业化布局相对集中的沿海主要工业城市，以调整过呢“缺重少轻”的工业结构。由此开始了新中国的第二轮仍然维持自主性的对外开放。

20世纪70年代初期大规模引进西方项目和更为昂贵的服务来调整国内工业结构的代价，随即转化为与过去引资相类似的经济危机。国家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能力严重不足，再次爆发财政赤字。

面对严重的财政危机，1974年政府不得不再次动员城市过剩劳动力到农村去，也就是向农村转嫁危机的“第三次只是青年上善下乡”运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矛盾下的中国城市经济引进西方设备技术，推进产业资本结构调整所引发的经济危机，得以实现第三次“软着陆”。

国家利用农村土地产权残缺而得以强势接入促成农村“集体经济”，虽然不是当时生产力水平之下的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未必能维护农民利益，但却客观上在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时期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危机四、1979-1980年改革以来的第一次经济危机及借助“三农”的复苏

在1978-1979年的投资高潮之后，随着政府采取严厉的紧缩措施，中国进入严重的经济萧条阶段。此次经济危机，主要缘于中国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末形成的巨大财政赤字压力。巨额财政赤字形成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投资过度积累下来的财政赤字；二是1978年以后处于过渡期的政府采取休养生息政策，福利和补贴支出增长过快。

在70年代初引进外资的“三四方案”（引进价值近43亿美元的西方设备）相结合的第四个五年计划留下的累计财政赤字还没有扭转的情况下，1976-1978年政府进一步加大从西方引进外资的规模，在缺乏项目可行性论证和国内配套能力研究的条件下，提出引进82亿美元的方案。政府投资过度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对财政支出形成巨大的压力。而且，在各地方、各部门发展张力的驱动下，这种投资过热往往具有惯性。

在内向型原始积累之国家工业化过程中，高投资意味着社会财富高强度的集中和积累，但从实际情况看，1979-1982年中国这会积累率却是大幅度下降。另外，在政府提出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政策导向下，这个时期的各种补贴和福利开支增长过快，也是导致财政困难的原因之一。

因此，1979-1981年财政赤字危机原因可总结为：在财政收入有限的条件下，当时的政府一方面要通过加大投资来强化工业化建设，另一方面又强调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两条战线都是大手笔支出，在社会没有外部资源输入的情况下，不可能既是高积累的，又是高消费的。

历次经济危机都与社会高失业率相伴，此次还伴随着1978年开始的大量知青返程导致的城市就业压力猛增。引发了城市社会治安恶化。

从实际经验过程看，第四次危机“硬着陆”在城市里，而“三农”却成为促进国家经济复苏和增长的重要领域。

政府在实际的农村政策操作上，主要做了两个方面的改革：

（1）全面推行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

通过推行以按户内人口把土地生产经营权分配到户的“大包干”为主的家庭承包制，同时大幅度地减少政府支农投入，政府客观上实现了从最不经济的集体化农业领域退出以缓解财政赤字压力的目的。

农村承包制改革在理论上可归类为“政府退出”，或者可以理解为政府通过在土地和其他农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上向村集体和农民做出让步，来甩出农村公共管理和农民福利保障，并最终形成制度的一项“交易”。

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推行，使亿万农民在承认村集体土地，并依据所有权而有土地调整权和收租权（承包费）的前提下，获得了土地家庭承包权、生产自主权和经营收益权。另一方面，政府提高粮食价格，增加农民受益提高劳动积极性。加之连续10多年的集体化大规模投入劳动力，促进了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也促成农业生产大幅增长的基础因素。

（2）以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为主要形式的“农村资源自我资本化”。

通过开启农村自主工业化和城镇化以增加农民非农就业和提高非农收入的中国特色的“三农”发展道路。

1979-1984年的农村改革中，政府一方面是从其承担财政支出职责的领域退出，另一方面除了向农民归还了农业剩余收益权以外，还连带归还了农村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在农村内部“资本化”并获取收益的权利。

随着土地、劳动力和其他农村资源迅速被乡村工业自发占用，大批农民劳动力离开农业，进入乡镇企业和县以下的城镇，使乡村经济得以借助自主工业化和城镇化实现综合发展。

1981年全面爆发的经济危机中，一方面，政府不仅不可能再有条件像20世纪60-70年代那样把城市过剩劳动力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方式直接向农村转移，还要使城市容纳数以千万计的回城知青，这也客观上导致这次危机只能“硬着陆”在城市；另一方面，此阶段中央农村政策部门连续出台了符合实际、解放农村生产力、促进农村经济制度发生积极意义的变革的涉农政策。

1979-1981年危机的应对经验极其启示：政府在宏观调控步履维艰之际，从亏损严重的集体化农业“退出”，一方面以“大包干”形式向农民换回了几乎全部土地和劳动力；另一方面放送对农村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控制，以刺激农民自主发展农业和非农生产的积极性。这些内容不仅从实质上使土地、劳动力和集体所有的资金等生产力基本要素有效地回归“三农”，而且推动国民经济在1982年开始复苏。

随之，1983年之后出现持续5-6年的高增长。其中，农村中小企业的发展带动城镇化发展，是的农民收入在1988年再度发生通货膨胀之前，连续4年增长速度快于城市居民收入，同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迅速缩小，农村消费水平大幅增加，农村消费额曾一度占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60%以上，中国也因此在80年代出现了“内需拉动型的黄金增长。

危机五、1988-1990年改革以来的第二次经济危机及“三农”应对

1988年发生了以年度CPI高达18.6%为标志的恶性通货膨胀。接着，1989年发生的是以企业“连锁负债”为表象的生产停滞。两个因素叠加，是典型的滞胀危机。随后的1990年是典型的萧条阶段。1988-1989，从基本特征看，属于产业资本的扩张带动投资大幅度增加为基础的滞涨形态的经济危机。

高通货膨胀是本次危机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央政府通过“双紧”政策，物价调控、投资抑制、信贷紧缩、银行利率调整等一系列之力通胀措施的实施，强硬的紧缩政策造成了“连锁负债”，随着存款、贷款利率的相继提高，国民经济出现了被称为“三角债”的严重的债务链问题。

此次危机爆发的两方面原因：其一，“短缺经济”条件下因乡村工业化和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消费和投资需求两旺，进而促使货币发行量过多，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其二，当时政府所基金推行的相关改革措施使大量隐含的制度成本被引爆密切相关。而其中的价格双轨制改革和1988年所采取的一系列市场化价格改革措施，则是其中至为关键的原因。

处理方法：本次政府采取应对危机的措施，本质上仍旧有向“三农”专家制度成本的路径依赖特征。一方面此次转嫁的对象也是象征企业，以“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为名，要求乡镇企业“两头在外”，让出国内原材料和产品市场；另一方面是减少对地方政府和党政组织、教育和医疗等公共品的维持费用和乡村公共投入。

历史性的后果，这次城市利益取向的调控，由于很大程度上人为地压抑了处于上升势头的农村经济和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农民消费，导致内需不足，带来的经济结构内在矛盾逾益显著，甚至使整个国民经济都不得不由此前的主要靠内需拉动增长，转而对外向型经济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而在调整之前，乡镇企业有机会依靠低工资的廉价劳动力，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走向国际市场迎来发展。但作者认为，在中国城乡二元对立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约束下，城乡不同利益主体都在政府有自己的利益代表，只不过长期以来，城市利益代表在坐落于城市的政府及其决策中的影响力，远远大于乡村。

这一政策客观上产生的另一个既成事实是，1989年开始，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长速度连续3年下降，迫使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入城市寻找工作，并最终再20世纪90年代初演化为“民工潮”。而作为应对措施，国家开始放松对农民进城务工的种种限制，放松劳动力流动最重要的配套措施是1992年国家因农业主产品全国性积压造成财政对库存的补贴压力加大，而决定取消粮票。这一政策使中国由此货币真正还原为一般商品等价物，也由此进入了货币化时期。

危机六、1993-1994年改革以来第三次经济危机及其外向型转化

1992-1993年因中央政府加快货币化和放开资本市场进程的同时不得不全部承担经济过热造成的过高对外债务，此时，财政、金融和外汇三大赤字同步爆发及大规模货币增发，直接造成1994年出现高达24.1%的CPI上涨幅度，这不仅与上一次宏观调控造成经济下滑之后的进一步改革有密切关系，也是改革以来的第一次投机性需求过热所引致的经济危机。

投资狂潮的背景：一是，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确建设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明确要求有步骤地把企业推向市场。中央颁布“政企分开”政策进一步掀起了政府机关大办企业的狂潮，1992年即创办了20多万家公司。这批与政府部门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新的资本利益集团一旦问世，就迅即强化了以设租、寻租为基本手段的资本原始积累，其内在地以权谋私所生成的制度成本，则因其特殊地位而得顺畅地向社会转嫁，强力地助推着1993-1994年的经济危机。

二是，1992年南方谈话后，各地纷纷以“发展才是硬道理”为名扩大投资规模。遍及全国的房地产热、开发区热、上项目热，都直接推动了投资热、集资热。相应的规范和制约机制又未建立起来，致使急剧膨胀的投资预防更加难以抑制。扩大投资规模都急需用钱，预示竞相提高利率的群众集资活动和金融大战此起彼伏。地方以“硬道理”为名“各自为政”治乱象逼迫下的中央政府，为维持金融体系的持续运作，只有增印钞票，向市场投放过量的货币。

金融资本逐步异化于实体经济的时期，伴随发生的是各种具有政府背景的公司进入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并反作用于政府有关部门，导致了经济管理混乱。

当时人们形象地将这段经济过热总结为“四热”、“四高”、“一乱”，“四热”是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集资热、股票热）、“四高”是高投资膨胀、高工业增长、高货币发行和信贷投放、高物价上涨，“四紧”是指交通运输紧张、能源紧张、重要原材料紧张、资金紧张，“一乱”是指经济秩序特别是金融秩序混乱。

1992年以后的地方经济乱象，类似于1958年向地方政府放全之后出现的“大跃进”，乱象造成的制度成本演变为1960年的危机，并由全社会承担。同理，1992年地方经济乱象带来的制度成本也演化成为1994年的CPI高达24%、全国企职工大规模下岗、农民土地大规模被征占、社会群体性事件大幅度增加现象。

面对诸多问题，1994年政府以改革的名义出台了应对三大赤字危机的三个重大宏观经济措施：一是外汇改革——使汇率调整“一步并轨”、本币名义汇率一次性贬值57%，人民币兑美元比率从1:5.64骤然下降到1:8.27，以此促进出口，环节国际收支恶化的困局。二是信用扩张——由于连续多年财政赤字向国家金融投资，吃空了银行全部资本金，并且吃进了一部分银行存款，加上这个阶段国内巨大的需求压力，在高涨的投资需求下，只能是国债和货币同步大规模增发。三是分税制改革——为了缓解中央政府财政困境，1984年确立的中央与各级地方财政分级承包制进一步演变为分税制。后者极大地改变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比重，从以往地方财政占比超过70%，调整为中央与地方各站一半。这又使得地方政府为了弥补财政收入不足的状况而几近疯狂地“易地生财”。

此外，决策者还启动了国有企业改革，各地政府在强行推进以卖为主的国企改革中，数千万国企职工在没有来得及建立社保、医保的情况下被“买断工龄，裸体下岗”。

这次危机被主流认为是软着陆，作者认为此次“软着陆”定义有失客观，背后是以国企职工大规模下岗，以及公共事业领域的政府退出和民营化，以及乡村之力劣化，三农问题呈现爆发趋势等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巨大代价。

此次危机的影响。首先，造成了城市工人大规模下岗，相比改革开放前发生的危机，此次危机不仅不再具有向农村转移过剩劳动力以缓解城市就业压力的可能，而且政府在严重的财政赤字压力下大幅度从医疗和教育等公共事业领域退出，连基本的保障都难以提供。1993年推出的以国有企业改革为名的城市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下岗失业，使得城市利益群体发生实质性分化，资本相对于劳动取得了绝对强势地位。

第二，使得社会公共服务部门市场化和私有化。公共部门提供服务往往具有“信息不对称”的特征，而医疗和教育这两个领域，则具有信息绝对不对称，且具有可以被个体垄断获暴利的特征。伴随着产业化改制，发生了医疗高收费、药品高回扣，教育乱收费、乱集资和家中学生负担等一系列问题，并且因彻底腐蚀了相关知识分子群体，而成为屡禁不止的顽症。城乡社会开支和公共部门服务成本就越来越多地由市民和农民承担了。

第三，地方基层政府将增加的治理成本转嫁农村，“分税制”体现了“甩包袱”政策思想的改革都对农村治理问题产生了不利影响，农民负担进一步加重，群体性抗议事件频率和规模都有所增加。

第四，宏观金融调控措施，使得信贷状况全面收缩，很大程度上损害了以中小企业为主的非国有企业，金融资本异化于实体经济之外，进入股市、房地产市场，对流动性差、缺乏投机活力条件的经济领域疏离，比如资源环境领域出现金融排斥，导致环境恶化灾难。

第五，土地资源资本化机制发生根本改变。1998年《中化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开启了我国的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以地生财”逐渐变成地方政府最快捷的生财门路，而农民在获得一次性的征地补偿后就失去了与土地的联系，而土地财政长期来看，是的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收入和消费增长加大幅度地低于以内需为主的80年代，逐渐导致90年代出现内需严重不足而主要依靠外需的重大改变。

第六，土地开发的高速扩张，大幅带动了农民离开故乡进城务工，第一产业就业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减少，农业领域的衰败加快显现。

总体而言，这次危机转嫁成本由城市和农村共同承担。由于没有集体化作为制度条件完全向农村转嫁成本，所以，虽然经济会标恰如官方文件所言实现了“软着陆”,但在城市涌现了大量的下岗工人，而农村为反对税费和土地征占而引发的社会矛盾也开始显著增加。城乡两个方面承载的危机代价都客观上转化为越来越多的群体性治安事件。同时，为了解决财政赤字，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继续推出，导致城市居民和农民承担了政府退出公共品领域的大部分成本。

危机七、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及影响

在1994年开始的宏观调控和汇率改革的双重刺激下，出口已经取代投资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内需下降对外依存度上升，叠加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外需迅速收缩。

总之，在国内因宏观调控至投资转向温和增长的态势下，外需下降直接导致了国内发生了以萧条和通货紧缩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危机。

面对这样一次典型的因外部金融风暴带来的输入型危机，中央政府的应对措施有三个方面：一是强力进行金融领域的改革以防范风险；二是大规模增发国债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以扩大内需；三是同步推进住房教育医疗等诸多领域的产业化改革，以货币深化来带动国内公共物品消费的市场化增长。此外，中央政府还连续三次提高出口退税率以加强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优势。

这些措施改变了原来“甩包袱”的策略，政府直接介入经济、通过追加国债投资拉动实体经济和同期大规模增发货币促进经济增长的做法，可以被认为是政府重新“进入”，“政府进入”成为中国应对输入型危机的基本经验。

此次危机中，“三农”再次成为危机“软着陆”的载体。首先，农村再次发挥劳动力“蓄水池”的调节作用，使城市的失业问题不至演变成社会危机。1997年危机发生后，农业就业人数逐年回升，这部分新增农业就业人数，可被视为城市经济危机打击下失业的打工者人数。其次，具有积极作用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因主要投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占用稀缺土地资源，导致农民土地被大量征用，使得人地关系更加紧张，土地资源资本化过程中还因收益分配问题而使农村社会发生了大量冲突甚至群体性事件。第三，危机导致城市对粮食需求下降，粮食价格与农业效益下降，乡镇中小企业经营状况恶化，基层政府效仿上级的“甩包袱”政策，以转让债务为条件对乡镇企业进行私有化改制。改制后脱离了社区属性的乡镇企业，不再以社区就业最大化为目标，并且不再承担农村社区福利开支。农村金融改革，使得资金加速从缺乏流动性农业灵越流向非农部门和城市地区，农业和农村从国家银行系统获取的贷款的份额也越来越少，农村发展面临资金短缺的困境。第四，农村政府刚性支出持续膨胀，政府采用“财权上收、事权下移”的方式，将难以通过简单市场化“甩”掉的公共物品供给责任逐级下推，农民在九十年代的改革中成为农村公共物品所需财政资金的主要供给主主体。

总之，这场输入型危机尽管由于中国政府1998年开始的一系列强力干预，维持了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相对稳定，没有在国内直接演化为经济下滑探底的大萧条，但却导致中国史无前例地出现长达4年的“农民收入增速下降”和随之亦步亦趋的内需不足和“通货紧缩”。并且，由于政府采取的城市导向的应对危机政策，对“三农”和乡村治理也造成了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

危机八、2008年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及影响

2008年，美国华尔街金融海啸拉开了全球经济危机的大幕。在此之前，中国经济已经进一步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大循环。新世纪前后在全球金融资本进一步过剩、膨胀的驱动下，发达国家出现了传统产业向信息产业的结构性调整和升级，中国以远比一般发展中国家完善得多的基础设施，成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最大的国家。

国内宏观经济运行出现了劳动力过剩、一般制造业产能过剩和金融资本过剩的结构性矛盾，伴随着“三大过剩”的日益严重，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之间比例的失衡也日益加剧。公司化地方政府“以地套现”，城市化主导的“高投资+高负债=高增长”的发展模式逐渐形成。

此次危机一方面使长期以来国外市场的出口经济遭受重挫，另一方面，因国际资本在次贷危机发生后纷纷涌入商品期货市场而退从了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使中国产生了严重的输入型通胀。

为了应对危机，重要政府从内外需求两个方面着力。内需方面，积极利用财政投资带动内需增长，但与1998年的投资投放领域不同，1998年增发国债大部分用于基建投资，本次新增1200亿元资金中，大部分用于民生项目，而且涉农投资超过了1/3。外需方面，与上一轮危机思路大体相同，但政策支持力度更大，主要做法是在稳定汇率的条件下提高出口退税率以刺激出口。

这次中国危机应对中的一个显著不同，在于措施的“超前性”。政府2004年夏季在提醒各地部门防止经济过热、占用耕地过多的同时，就明确提出了宏观调控的意见。2005年中央政府为了缩小“三大差别”开始增加投资于“中部崛起”和“新农村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调整，尽管初衷并不是应对危机造成的经济下滑的救市投资，也不是缓解全球经济危机的措施，但客观上却正在发挥着依靠县域经济打造“第二资产池”的作用——既提升内需，拉动国内过剩金融资本投资，又能够更多地不容纳内地农村劳动力以促进城镇化。

数以万亿计的大规模投资，带动了中西部和农村的基本建设以及数以千万计的农村劳动力和非农就业。在全球经济危机爆发、连带发生沿海外向型企业倒闭、2000多万农民工失业的时候，及时起到了吸纳这些回乡劳动力的作用，纾缓了城市的就业压力和治安压力。对于在农村不再有地可耕的新生代农民而言，这点尤为重要。

综合八次危机的经验，可以看到自1960年危机之后，每当危机在城市爆发，就都会向农村转嫁，大凡危机能够顺利转嫁的，就在城市“软着陆”。由此可认为，农民权益、农村稳定和农业安全的“三农问题”，从来就是与整个国家工业化进程相伴生的基本问题。“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的三农承载城市资本危机代价”，客观上成为中国工业化完成原始积累进入产业扩张的主要“比较优势”。

长期来看，如果国家坚持城乡统筹和区域平衡的战略调整，利用中国幅员辽阔、区域差别显著、吸纳投资空间大的条件，不断增加中西部和新农村建设的资金，下决心全面改善农村和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那么，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乡村中小企业和城镇化，也必然能够创造比城市大企业更多的就业机会。如此下去，中国人维护国家长期稳定、调整经济结构的空间仍在。全球性危机即使不断深化，也会在中国被改写为“机大于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