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虚拟货币信托银行

我在创作《美国金融体系：起源、转型与创新》的过程中学到的是，我们很难觉察到金融中形形色色的伪装，使其变得透明的努力一直受到要求更多隐私等呼声的困扰，而使金融工程有利可图的模型的效果，可能会因为应用条件的变化而变得不那么理想。我们从本书的写作中还学到，这个故事确实尚未完成，要使金融为众人所理解，仍然需要许多人的努力

《美国金融体系：起源、转型与创新》，（美）凯文·布莱恩等著，李酣译，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7月。

文 | 凯文·布莱恩、玛丽·普维

编辑 | 臧博

《美国金融体系：起源、转型与创新》按照时间顺序讲述了从19世纪末期到现在，美国金融发展的历史，金融作为富有魅力的文化对象和学术理论研究对象，以及1970年以后创造出来的创新性金融产品的兴起。

其中，创新性金融产品在美国金融体系的转型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也导致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我们将金融的故事放在经济学学科的发展背景下观察，并与关于美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讨论放在一起。如果将美国金融与其发展的体制和社会背景分离开来，将无法理解金融给美国历史带来了多大程度的影响，或者美国金融在多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历史塑造的。

《美国金融体系：起源、转型与创新》不是对现代金融的颂扬，也不是对它的控诉。作为一部历史，它提供了一个长期视角，试图促进人们对金融在美国和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进行更深入讨论。这一故事仍未终结，因为如今在世界各地依然可以感受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转型的后果。

金融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既成事实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与我们在本书中考察的其他金融危机迥然不同，但如果没有我们所提供的对更长期的历史的考察，人们就不可能理解这场金融危机是如何发展的。这段历史表明，我们当今所了解的美国金融产生于一系列不同的实践、理论和政治议题，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逐渐融为一体，成为一整套范围明确的活动和制度。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金融难以捉摸的本质使得书写它的历史面临挑战。挑战一部分来自这一应用学科所采用的复杂的数学方法和晦涩难懂的词汇，另一部分来自金融无形的本质：金融植根于无形的契约或习惯意义上的财产权，是法律、立法和社会习俗的产物。它最重要的形态如大公司、纸币和货币市场基金都具有历史偶然性，可能会由于新的立法、会计规则的变化或新的制度安排而出现或消失。

金融市场也受到诸如品位、信息、期望和心理变化等无形因素的驱动。当今，没有人会怀疑美国金融业的重要性，因为金融机构受到媒体广泛报道，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频繁出现在电视和计算机屏幕上，美国政府定期以其在GDP（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形式，发布美国金融资产的官方统计数字：1980年，美国金融资产总值是GDP的5倍；到2007年，这个倍数翻了一番。

然而，在19世纪末，尽管当时美国有一个规模大但不受集中管控的金融机构体系，但通常只有在银行和储蓄协会倒闭的时候，金融才会成为新闻话题。那时美国证券交易所吸引的投资者很少，部分原因是证券价格信息没有被广而告之；同时，美国GDP所属的国民收入账户体系尚未建立起来。因此，在19世纪90年代，人们不可能知道美国金融资产占美国GDP的比例是多少（尽管那时已经做出了一些估计）。此外，虽然我们可以推测出当时金融交易已经在全美国有条不紊地进行了，但我们几乎没有相关的数据。

我们可以在各种探讨金融主题的课程和教科书当中找到金融早期的踪迹，例如银行学、会计学、支出和储蓄，以及到20世纪20年代的投资学。对金融主题进行频繁讨论的另一个场合也是我们给予最多关注的是经济理论著作。

在这些书籍和文章中，一些20世纪初的经济学家详细阐述的原理和技术，后来融合成为现代金融的核心。这些主题包括欧文·费雪基于经纪人和精算师的工作，从现值的常规计算得出的投资者预期理论；建立在文艺复兴时期商人的簿记基础上，为帮助管理美国的新兴大公司而发明的会计原则；阐述了部分准备金制度在货币创造中的作用的银行理论；以及货币的数量和信用观点。对于现在以金融理论和建模为表征的这一成熟学科而言，同样关键的有弗兰克·奈特所做的可测度风险和不可知、不确定性之间的区分，这种区分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一直被那些金融模型的构建者所遗忘；农学家和NBER（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员亨利·勒德韦尔·穆尔所提倡的统计方法；特里夫·哈维尔莫、雅各布·马尔沙克、约翰·冯·诺伊曼和奥斯卡·摩根斯特恩所支持的关于概率论的创新思想。

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金融对货币、信贷、债权、银行、资产和负债进行管理、创造和研究的机构、规章、资产类别、理论、模型和基础设施的组合，是在本书所回顾的几十年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应对作物歉收可能性的信贷或套期保值金融，似乎和交换行为一样古老。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作为一种在世界范围内用一秒钟不到的时间进行大额交易的算法，金融似乎又像是今时今日的产物。

虽然它没有单一的起源，但在我们描述的官方文件和插曲逸事中，金融确实已经为人所知了：1907年华尔街银行家的恐慌；1912年至1913年普约委员会发布的一个巨大的“货币信托基金”报告；1913年美国《联邦储备法案》的通过；20世纪2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采取的边际主义税收政策；同样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证券行情显示系统、投资信托基金及大量的投机乱象；当然还有大萧条、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等。无论是单独审视这三次金融危机，还是将三者综合起来观察，它们都几乎影响了每一个美国人的生活，从而绝对清晰地表明，金融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既成的事实。

“金融”的故事尚未完成

本书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将金融的整合描述为一个渐进的、不平衡的过程，同时也不忽视其各个组成部分的异质性或它现在所具备的包容性。在这样做时，我们发现像经济和金融理论家那样区分经济的实体侧和金融侧是有用的。经济体实际上并没有不同的“侧面”，但这个来自会计账簿相对的两页的比喻，可以帮助我们将涉及实物商品和服务的交易与那些由信用、债权和各种证券类别构成的交易区分开来。

20世纪上半叶的大多数美国经济学家主要关注的是经济的实体侧，尽管一些人，比如欧文·费雪，提出了一些与金融侧有关的思想，比如预期的重要性；而另一些人，比如托斯丹·凡勃伦，则让他们的读者敏锐地意识到，旨在创造利润的金融体系与旨在生产有用的商品和服务的实体经济之间存在内在矛盾。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同时属于经济这两侧的货币在长期来看是中性的；另一些经济学家就像对待其他任何商品一样，把货币当作一种商品（服从供求规律）；还有一些人——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意识到，货币代表着一个经济的实体侧和金融侧交汇的地方。

最常见的情况是，经济学家出于理论的原因区分了所谓的经济的实体侧和金融侧，来描述他们正在讨论的对象，或者将他们的工作定位于经济分析的传统之中。

在《美国金融体系：起源、转型与创新》中，我们追溯了许多故事，所有这些故事都通向2008年的金融危机，但没有以它为终结。其中一个是大公司的故事，这些公司是在20世纪初创造出来的，目的是提高美国经济实体侧的生产力。法律赋予它们“人格”，通过新的会计惯例使它们更有效率且更可计算，这些公司（在某些情况下）是在1998年旅行者集团和花旗集团合并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巨型跨国金融机构的前身。

我们需要记住的是，一些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金融机构只是在放松管制的背景下，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开始形成以来的几十年里成立的。例如，1998年高盛成为一家大公司；直到2000年大通曼哈顿与摩根公司合并时，摩根大通才采取了现代企业形式。与20世纪初的同类机构一样，这些机构也受到法律规定的保护，但它们的繁荣所依存的政策环境不仅受到限制性法律的影响，也受到放松管制的影响。部分原因是，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新的合并运动的早期迹象，美国现在有许多大公司，尤其是金融公司，被认为“大而不倒”，因为美国（和世界）的福祉取决于它们的稳定。

伴随着大公司的增长，我们记录了包括联邦储备系统在内的联邦政府的成长。在20世纪初，联邦政府相对弱势。美国的银行体系也很薄弱，货币供应缺乏足够的弹性，不足以在庄稼种植的时期为农民提供流动性，也不足以奖励储户的储蓄行为。两次世界大战极大地促进了联邦政府的发展，同时，两项措施，即1946年的《就业法案》和1951年的《美联储协议》，明显扩大了美联储的权力。到我们讨论的时期结束时，联邦政府已经变得非常强大，而且联邦储备委员会已经获得了管理美国经济和预算的权力，而不仅仅是充当最后贷款人。

当然，在美联储负责管理美国经济的同时，其他可能帮助美联储的措施已受到限制。最重要的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被用来发挥重大作用的财政政策，已经被朝圣山学社倡议的政治追随者，比如茶党束缚起来，他们成功地煽动了对所有政府举措的反对行为，特别是对提高税收的观点的怀疑。在一定程度上，由于茶党和其他保守派团体的反对，美国人仍在激烈地争论联邦政府的增长和中央银行权力的扩大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美国的稳定和安全。在紧随2008年金融危机而来的大衰退之后，美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现代金融实践和自由资本规则对长期增长的好处（或威胁）被再次置于讨论之中。在这种背景下，必须对美联储通过货币政策管理美国经济的权力、财政政策的中立性以及监管金融体系的现有措施进行评估。

我在创作《美国金融体系：起源、转型与创新》的过程中学到的是，我们很难觉察到金融中形形色色的伪装，使其变得透明的努力一直受到要求更多隐私等呼声的困扰，而使金融工程有利可图的模型的效果，可能会因为应用条件的变化而变得不那么理想。我们从《美国金融体系：起源、转型与创新》的写作中还学到，这个故事确实尚未完成，要使金融为众人所理解，仍然需要许多人的努力。

（本文摘编自该书“引言”与第十章，略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拟）